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遲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楊燁聽說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黨的分配。戴乃迭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願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動要求去外省……我們當然會很想他，但我支持他想離開生活舒適的首都，到條件艱苦的地方去鍛鍊自己的動機和決心。」楊憲益、戴乃迭都表示了對兒子選擇的支持。「儘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張把獨子分配到遠離父母的地方，我們不想干涉兒子認為正確的選擇。」戴乃迭這樣告訴自己的母親，「有不少家長大鬧」，但楊燁為父母的理解與支持感到驕傲。
他們推測楊燁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漢，因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業城市。但誰也沒有料到楊燁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農機廠做技工。楊燁再一次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黨的分配，決心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
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楊燁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眾人指手畫腳、觀望議論的對象。楊燁裝作視而不見，盡量不去理會。但在一個沒有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孤獨的。他寫信要妹妹楊熾給他寄些書籍，不承想惹火燒身。
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包寄走了。書籍到後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
逼供、審訊自是當時流行的伎倆。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歷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因為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歷。我們只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師傅一起外出修電線，他爬到電線杆頂端作業，但張貼在電線杆上的標語礙手礙腳，師傅在下麵高喊：「楊燁，你把標語撕了，不然怎麼幹活？」楊燁便把電線周邊的紙撕了。待他檢修完畢，從電線杆上下來，才看清標語原來是「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澤東」三個字，他嚇出一身冷汗。在那個個人崇拜鼎盛的時期，有多少人因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無意撕毀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而付出了慘重，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楊燁此舉足以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大獄。他不僅害怕，甚至懷疑他的師傅是有意陷害。
儘管事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但楊燁的臆想、多疑愈加厲害了。
一九七○年三月，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把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推向高潮。楊燁作為來自北京的昔日紅衛兵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審查，被批判。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四月，四分五裂的楊家在分別四年之後終於團聚，雖然短暫，卻幸福無比。戴乃迭在給姊姊希爾達的信中說：「在小妹熾經濟上沒有自立之前燁每月給妹妹寄生活費。」又說「三個孩子原本就關係密切，這幾年的困境使他們越發親密了，儘管他們天各一方」。
戴乃迭出獄後給希爾達的書信大多是談孩子們，畢竟作為母親的她整整四年沒見到孩子，也沒有聽到孩子們的任何消息。五月，戴乃迭寫道：「幾天前收到燁的來信，很溫馨。他在小縣城，小工廠的工作經歷對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了。作為那裡唯一的技術員，他不得不解決各種問題。」但是戴乃迭也感到兒子身上似乎有某種失落或憂鬱，「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點的企業，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機會使用他的外語知識。」沒過多久，戴乃迭和楊憲益就發現了兒子的精神異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戴乃迭給友人大衛．霍克斯的信中說，我們的兒子「在文革中由於我們的牽連而受到衝擊，工作生活都不順心……如果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們的兒子能調回北京，他也許就不會太敏感多疑，情況會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兩個女兒已先後調回北京，楊燁的調動也大局已定。「這完全是因為黨的政策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
「我們兒子的心理狀態仍然不夠正常，但他還能工作，醫生們說換了環境他就會好起來。」
在給另一位英國友人約翰．吉廷斯的信裡，戴乃迭說楊燁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撲克牌，不聽西方音樂（阿爾巴尼亞音樂除外），不看英文書，也拒絕往國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戴乃迭給霍克斯夫婦的信中更加憂心忡忡：「我們的兒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極左，懷疑外國的一切……當然他工作不順，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對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
楊燁的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來得突然，顯得古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他與美國專家韓丁的女兒卡瑪有過一次簡短的談話。卡瑪與楊家孩子一起長大，楊燁因為年長，又聰明多識，所以是孩子們仰慕的大哥哥。現在卡瑪已經回美國讀大學，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回北京探親。楊燁這次與卡瑪見面顯得比以往健談，也許因為卡瑪在美國讀大學，讓楊燁有新奇感。
他們談到國籍與身分。卡瑪說國籍不過是一紙證明，並不能與身分等同；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是誰，而不是讓一張紙定義你是誰。「比如我自己，我既可以選擇做中國人，也可以選擇做美國人。」卡瑪的想法一定給在閉關鎖國的新中國長大的楊燁耳目一新之感。最後，卡瑪還給楊燁推薦了當時正風靡美國的牙買加歌手吉米．克裡夫（Jimmy Cliff）主演的牙買加電影和他的唱片。影片描寫的是一個窮困潦倒的歌手，被社會壓迫，被生活欺騙，而走向犯罪的故事。吉米．克裡夫的「雷鬼音樂」和他那反抗壓迫，與命運抗爭的歌詞深受美國青年的喜愛。
我們有理由猜測，卡瑪的談話和吉米．克裡夫的歌給了楊燁某種啟發和激勵。在他做一個正常的中國人、一個革命青年的努力一次次失敗，一次次讓他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想到自己還有一半英國血統，他可以選擇做英國人。
楊燁踏上「回國」的旅程
楊燁從七月開始三次拿著媽媽的護照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第三次他終於成功闖進大使館，並拒絕離開。英國大使館不得不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帶走，所以楊燁被拘留了。「儘管這是一起嚴重事件，但當局對楊燁很寬容，對他進行再教育和治療，」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裡說，「他們說他已經有所改善，但我們不可以見他。」
拘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局是如何對他「再教育和治療」的？為什麼不允許父母見他？一切都只能猜測，因為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甚至吃飯都只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裡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飢。
戴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裡寫道：「我們的兒子回家了，本應很快就回工廠工作，但他拒絕去上班，仍然堅持出國。」他們擔心楊燁的心理狀態，即使出去了也難以適應社會，想盡量打消他的古怪念頭。「這是我們全家為之頭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戴乃迭給友人的信裡稱楊燁是家裡的主要問題，他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拒絕工作，一心想「回國」；他拒絕承認楊憲益是自己的父親，拒絕同家裡的中國成員說話，拒絕與他們同桌吃飯；「他只講英語，如果我同他說話時偶爾夾帶中文，他便問『你什麼意思』？這實在令人頭疼，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楊燁總算接受了「回國」也必須辦理正常手續的現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楊燁終於拿到護照。戴乃迭匆忙購機票，整理行裝，母子倆於十二月初經香港赴倫敦。
楊燁一路沉默。
在倫敦的希斯洛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
取行李時，楊燁主動搬行李，裝手推車，盡量不讓媽媽動手。然後媽媽推車，兒子隨後，走向出口。戴乃迭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戴乃迭回身介紹楊燁，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
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戴乃迭只好隻身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姊姊家。
「我已經大敗了！」戴乃迭一進門，就兩手一攤，一臉無奈地對姊姊說。
幾個小時之後，楊燁風塵僕僕，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楊燁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是如何從機場來到姨媽家的。但不難猜出，身無分文，又受過嚴格長跑訓練的楊燁一定是從希斯洛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媽家的。
在那幾個小時裡，他都經歷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殺？儘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珂．蘇立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戴乃迭在返回中國前與楊燁匆匆見了一面，看到兒子面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戴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戴乃迭回到北京後給霍克斯寫信，大談兒子：
我離開倫敦前見到了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蘇立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儘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不過他很想找一份工作，盡早自立，也有過幾次工作機會。我想當他一旦意識到人人都必須按規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會拒絕出示證件了。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等。他也不惜去很遠的地方訪問他所認識的寥寥無幾的朋友。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喜歡英國。他對英國的第一點批評是「這裡外國人太多了」。他的根深柢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會佔上風，他對我的姊姊說，這裡的許多電視節目都毫無意義，荒唐至極。這至少表示他還是有一定的判斷力。
戴乃迭還在信中婉轉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倫敦的女兒們是否願意邀請大衛外出社交，她和姊姊希爾達都很希望大衛有機會結交更多的年輕人。「當然大衛也不是個容易交往的人，」戴乃迭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一概否定並遮蔽起來，而對英國他又瞭解甚微。」
楊燁雖然有過幾次工作機會，其中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比如翻譯科技詞彙或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但戴乃迭對兒子的康復仍然很有信心，她對朋友說，認識大衛的人都喜歡他的溫文爾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習慣說中國人通常不用的「請」和「不用了，謝謝」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覺得大衛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經不再緊鎖眉頭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生於中國，旅居美國，書評雜文散見中美英報刊，著有《納博科夫的啟示》、《我的七七級》、《蘇利文和他的收藏》、《金絲小巷忘年交》，是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最後三年的生活親歷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