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與戴乃迭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戴乃迭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 痛失愛子之後，戴乃迭開始酗酒。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週一次叩訪小金絲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週三上午，我進門後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紅色沙發上的楊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後抬起頭，笑瞇瞇地望著我。銀絲般的白髮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我心裡感動著，也向老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把自製的八寶粥交給護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無籽葡萄和女兒烤的香蕉瑪芬或巧克力蛋糕擺在老人身邊的茶几上。落座後，小薛必定給我遞上一杯紅茶。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著錄音筆、捧著筆記本，同楊憲益先生一問一答地對話。雖然是隨意聊，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內心的痛，我不忍觸及。
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麼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戴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二○○三年中風後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戴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戴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佈，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後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裡結婚安家。母親又驚又恐，極力反對。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目睹了許多跨國婚姻的失敗。她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要扼殺女兒的跨國之戀於蓓蕾。
「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母親耐心勸導著剛滿二十歲的女兒，「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親以過來人的姿態預示這段異國姻緣的將來。母親認為女兒少不更事，女兒則認為母親觀念陳舊，無法理解他們的愛情。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戴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九四○年初始，剛剛步入二十一歲的戴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中國男友楊憲益訂婚了。
他們後來的婚姻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事實上，他們的異國姻緣持續了整整一生，儘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一九四○年的夏天，歐洲戰火紛飛，中國也備受日軍鐵蹄蹂躪。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從英國的南安普敦出發，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取道加拿大回國。
她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重歸故里的興奮，他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情篤意深，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雲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
一九四二年八月，楊憲益、戴乃迭離開英國整整兩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楊燁對於自己的出身無可奈何
雖然生於動亂與困頓的戰爭年代，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因為喜歡教父邁珂．蘇立文寄來的美國玩具，「他強烈地嚮往美國，對任何美國的東西都有一股超乎尋常的崇拜，」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裡如此描寫楊燁，「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裡的餅乾、糖果偷出去送給小朋友。」楊燁那時只有三歲，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又要開始，生活的困頓與戰爭的動亂仍在繼續。
三年後，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極不善於交際」。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一天，他聽到媽媽給三歲的妹妹講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聽出媽媽講的跟自己書裡讀的不一樣。「媽媽錯了，不是那樣的。」他打斷媽媽，指出媽媽的錯誤。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我不想讓小朋友們都來看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這個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兒是隨著新中國一起長大的。
一九五二年，楊憲益、戴乃迭應邀加入了外文局，十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學校裡，他表現出色，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戴上了兩條槓。在五十六中和後來的五中，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儘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現，他本應一滿十五歲就被吸收入團的。但他沒有怨言，認為自己的母親是英國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一九六一年。
學業優異、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是清華大學數學系。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他堅持不懈地腿上綁著沙袋訓練長跑，不僅訓練體力，更為了鍛鍊毅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楊燁想像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六月的北京燥熱，楊燁的心情卻像北京周邊的櫻桃園裡晶瑩剔透的果實一樣期待著豐收。放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既沒有收到北大，也沒有收到清華的錄取通知書，收到的卻是來自剛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錄取通知書。
楊燁懵了。該不會哪裡出了差錯？是不是張冠李戴了？他期待著也許幾天後會收到另一通知，告訴他搞錯了，北工大錄取的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年輕人。然而他失望了，糊裡糊塗地失望了。不僅楊燁想不到，就連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楊燁報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為英國人的母親、出身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父親，是無法讓他通過政治審查的。
楊燁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但並沒有氣餒。他越發積極地表現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在那個政治決定一切，時時處處都要填寫家庭出身的年代，楊燁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已經進入畢業班的楊燁迅速加入了紅衛兵，積極投入了這場紅色風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部油印機，為紅衛兵組織印刷傳單；還加入了學校廣播站，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撰文組稿。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也對自己的父母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又氣又急的楊憲益撥打了外文局辦公室的電話；外文局派人前來制止楊燁，說你對父親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國人，毀壞她的任何東西都是外事問題。楊燁這才揚長而去。
楊燁是選擇媽媽去友誼賓館游泳的時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採取革命行動之前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計畫？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實際行動宣告他與家庭劃清界線；然而他又難以橫眉冷對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對深愛著自己的媽媽。也許他以為與其讓別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為強，自己終歸會手下留情吧。我們無從知道楊燁回家造反抄家的動機和目的，但他的確在外文局來人的幾句勸說下停止了行動。也許他以為自己的主動革命已經明確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及對偉大領袖的忠誠。
然而不管楊燁多麼努力，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西方面孔。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生於中國，旅居美國，書評雜文散見中美英報刊，著有《納博科夫的啟示》、《我的七七級》、《蘇利文和他的收藏》、《金絲小巷忘年交》，是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最後三年的生活親歷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