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方程式
我們能依照社會運動的目的，與所處的社會條件來選擇參考對象。雖然很難明確地提出「成功方程式」，但「失敗方程式」卻有很清楚的傾向。
若無視時代背景或社會條件的不同，而直接套用過去的成功經驗，大抵會失敗。人們變得「自由」、反身性也大增是整體的趨勢，在這個狀況下，個體論式的發想，大多不會順利，這適用在所有的社會運動。也反映在選舉，過去被視為是典型的地方社會，組織票、鐵票越來越少，游離選民變多，保守派的參選人，如果還是像以前那樣估票，商店會那邊會有幾票、町內會那邊會有幾票，將無法當選。
為了避免個體論式的發想對運動產生不好的影響，以下列舉一些注意事項。首先，不要把運動當成「組織」看待。如果有「掌握組織」的想法，就很容易引發路線之爭，或者讓運動變成只要跟頭人談好即可的遊戲。如果有「掌握組織」的想法，那麼就容易出現以下的思考邏輯：為了保護組織所以必須請某人退出，或者在形式上邀請有力人士加入。這都會降低運動的正當性，反而減低民眾參與意願；類似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
此外，「統一」的發想，也是基於把組織當成個體所產生的。某工會會員有一萬人，某黨黨員有兩萬人，某聯盟會員有三萬人，所以邀集這些組織的頭人來擬訂統一戰線，就能舉辦一個六萬人的集會。為了整合意見不同的各組織頭人，必須把方針定得較不易引起爭議，然後開除那些不服從的「基層會員」。這樣集會就會喪失意義、流於形式，因為一點都不有趣，所以越來越少人參加，到最後他們就會被視為「特殊的一群人」，這種惡性循環的例子，過去太多了。
我們不應該把人當作固定不變的「個體」，比如那個人是社會運動者、那個人很沒有意識、那麼人是某某派、那傢伙曾背叛運動、那傢伙在某次行動中缺席等等。人不可能一輩子都一直「缺乏意識」，也不可能一輩子都持不同意見，從現在開始影響他，也可能會改變。
有趣的是，當運動發展到某種程度後，鎮壓運動的一方，常會利用個體論式的思考模式，促使團體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
當某運動鋒頭很健，就先以違反交通或者妨害公務等為由，逮捕幾位重要人物以殺雞儆猴。這時候就會有人心生膽怯而退出運動，而還留在運動中的人就變成了「激進派」。就算不動用逮捕的手段，增加取締強度，也能讓運動無法按照本來計畫的方向進展，這樣就能促成分裂。
這麼一來，就可以製造「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對立。「溫和派」認為「為了保住組織，得要開除激進派」，「激進派」則反擊說「溫和派是毫無骨氣的背叛者」，兩派之間開始爭吵。事情傳開之後，人們就越不想和運動發生關聯，但這又會再加深兩派的對立，不久「溫和派」就越來越意興闌珊而終至消失匿跡；反之，「激進派」的手段或言行則越來越激烈，最後也失去影響力。這類戲碼大概都會是這種情形。
此種做法可見於世界各國，在日本，從明治時期鎮壓自由民權運動開始，這樣的搞法已經持續一百年以上。這種劇情淺顯易懂，所以媒體也樂於報導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產生的對立。當快要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時，一定要暫時停止做任何決定，讓頭腦冷靜一下。
非個體論的運動
接著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也就是把運動當成一個動態過程，而不是組織。更具體地說，是眾人為了某種目標而聚集，擬訂並實行某種計畫的動態過程。
參加人數多，是好或壞，應該要依運動的目的來判斷。比如，為了達成目的，是否有必要在某地方或某選區內取得多數支持，或者比起人數多寡，贏得達官顯要的共鳴比較重要？力求多而廣的民眾參加，或者少數人也沒關係，只要參與者能熱心地為運動付出？不精實也無所謂，人多最重要，和不在乎人數多寡，就算只有一個人，也能讓社會上感受到「他們具代表性」，又是那一個比較能促成運動設定的目標？
把任何事情還原成數字，數量越多越好是近代社會的特殊想法，但這並不能完全決定運動的成敗。以為參與者不多，就無法被社會信服；覺得媒體不報導就沒有自信，是很不幸的事。
以這種方式建立的正當性或自信，是很不穩定的。當然，運動目標若是無法聚攏一定人數，就無法當選或通過法案之類的制度性改革，那麼追求數字也未嘗不可。
有人說，「在東京，可能會有幾萬人規模的示威行動，但在地方上的話就很難實現」，這應該是在說，在地方上人們會顧慮周遭的眼光，所以參加者有限。
不過其實是對數字的誤解。一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裡有兩萬人站出來的所佔比例，與一萬人的都市裡有二十人採取行動是一樣的。而且以效果而論，後者說不定還比較大。在人與人關係緊密的地方社會，如果有二十人站出來，大家會認為「連某某人都參與了」、「有那麼多牽絆還出來」、「一定是很大條的事」。當然，遭來的反制也許也很大，但這也表示大家很關心該議題。
運動除了是達成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同時也是製造連結，賦予自己或他人能量，並且以此改變人與人的關係與地方社會的手段。所以讓我們好好珍視與他人的緣分與連結吧。
在地的連結也很重要。二○一四年四月在高圓寺舉行的遊行，雖然有些人是看到網路上的宣傳而來的，但也有不少是因為在地的連結而出來。號召這場行動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經營二手商店，現在約三十歲的人，他和他的夥伴們的店，讓這個高齡化的商店街變得更加有活力。同時也是商店會的副會長的他，常在回收舊家具時或者就在店門口前，跟年長的客人講上幾小時的話。遊行之後的聚餐也與在地的商店街合作，他們進行了一種新的嘗試，即店家提供「遊行優惠價」（デモ割）給遊行參與者，這樣一來也可以幫忙店家宣傳。
集會場所對運動推展相當重要。高圓寺的做法比較靈活，我曾到他們那邊參與遊行的籌備會議，晚上八點一到，就在其中一位夥伴的店裡開會，參加者以住在附近的人為主，約有數十人，會議不設主持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熱情地交換意見，會後則移師車站前的廣場，喝起易開罐的啤酒開趴踢。而前述的卷町住民投票運動，也是在眾人合資搭建組合屋作為運動的據點後，促使運動有了飛躍性的成長。如果有自由召開公民會議的場所，直接民主就會長出活力；網路似乎還沒能完全取代這個部分。
運動的方法並非一成不變，只要能符合「改變社會」的目的就可以，它可以是投票、示威、NPO，或許是網路、報紙，方法相當多樣。
在一場運動中，依照每個人的特質而決定各自的角色並非壞事。人有百百款，比如提供創意的人、讓創意具體化的人、統整各方意見的人、細心的人、炒熱氣氛的人、沒什麼專長但喜歡和人在一起的人等。還有擅長在人前講話的人、很會畫畫的人、喜歡扭動身體的人，或者很熟電腦的人。
工作分配並不是要賦予每個人一種固定的屬性，而是角色扮演。站在培養每個人能力的立場，分派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就算一開始是由擅於表達的人接受媒體採訪，一段時間過後也可以換別人嘗試；起初由比較知道運作方法的人當頭頭也無妨，但當大家越來越進入狀況後，他的任務也就結束，可以換人了。累了就換人，也歡迎隨時歸隊，這應該比較好吧。
有些人沒有特殊才能就是喜歡批評，卻又不擅長和人對話或辦活動。與其說這種人不適合參與社會運動，我倒覺得他們是不習慣社會生活，但就算是這樣的人，也有適合他們的實踐方法。就請他們在電車或網路上發牢騷吧：「某銀行融資兩兆元給某電力公司，這樣好嗎？」或者「明明就找不到廢棄物的貯存場，卻想要重啟電廠，到底是想怎樣？」在這個過程中，當他自己也漸漸覺得「有些事我也做得到」之後，也許可以試著派給他別的任務。
有趣的是，幾乎每個社會都存在著扮演上述角色的人。領導者、整合者、策士、勞動者、搞笑藝人、詩人、彆扭的人、無用之人。應該沒有一個社會是全部的人都是優秀的領導者，而們說的，也許都是對的。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如何改變社會》一書；作者小熊英二1962年生於東京，198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之後曾在出版社工作，1998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課程修畢，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