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今，一個新世代的抵抗運動和人民起義跨越國界鋪展開來。想想阿拉伯世界的抗爭、占領運動、歐洲各地反緊縮政策的示威，在非洲、拉美和安地斯群島不斷擴延的罷工潮，乃至加拿大學運以及遍地開花的公民抗爭。當然，種種社會運動和抗爭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誕生的。它們承接了昔日的政治思維和理論傳承，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必須回溯到豐富多彩的「第一國際」經驗。
面對全球化的困局，我們更應該重新探討國際主義的傳承。當年，在反資本主義體制化壓榨的過程中，國際主義究竟占有什麼樣的位置？當政治行動和日常抗爭有所分歧時，究竟是通過什麼樣的思辯和整編而得以繼續向前邁進？又，這些早期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如何影響到反殖民和反帝國強權的鬥爭，即使當時這些地域還未被稱為「第三世界」。
就第一國際當年的行動而言，它如何介入種種抗爭和運動當中？如何影響英國工會？如何影響歐洲大陸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它在巴黎公社扮演什麼角色？和俄羅斯以及拉丁美洲的運動和抗爭有什麼關連？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如何重新思考「國際主義」？有哪些當前的經驗可以提供抗爭的新展望，可以建構新的計畫，可以真真正正促成整個世界的轉變？
素樸的國際主義精神，讓他成為異端
最後，我們且回到陳逸松，同時看看他那個年代很自然形成的「國際主義」。
日本法政大學校長中村哲於戰前曾在台北帝國大學(今日的台大)任教，對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有深刻了解。他曾經把陳逸松和林獻堂並列，說：「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為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
二戰期間，台灣本土名流多被編入「翼贊體制」，在太平洋戰爭的背景之下，成為日本「大政翼贊會」的外圍，支助軍方勢力對政權的實質壟斷。戰後被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的東條英機就曾擔任「大政翼贊會」總裁。這個軍政合體的組織勢力龐大，以參戰需求為名，意圖打造日本為「國防國家」，其仿效的對象，正是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體制。
可是，陳逸松不肯合作，不願妥協，在總督府的眼中，不僅被視為「異端」，且是必須嚴密監視的敵對者。
陳逸松一身反骨，一考入東京大學即參加「東大新人會」，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東大新人會」的成員過著簡單的群體生活，像乞丐營，又像共產公社，生活在其中，「有討論，有爭吵，有學習，也有歡樂。」而陳逸松也曾經和其他幹部組織起來，到其他高校演講，主講歐美當代文學和社會運動史。陳逸松也提到，他在東京沒有參加台灣留學生團體「台灣新民會」，主要是因為對於「新民」兩字不能同意，因為這等於依附殖民者、壓迫者，要成為其一份子。他說：「(這)不合我的胃口，我們是中國人，不能淪為日本的新國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