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法227常常作為「無法證明青少年違反其意願」的救援投手，這個問題複雜的地方在於，妨害性自主罪章以「違反其意願」作為法條文字要如何「證明違反意願」，這點學界意見分歧。倡議廢除者要把救援投手拉下去前，總該和總教練講講之後的投打策略吧？
另外，要讓廢除227的理想天堂快快到來，怎麼可以忽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7條的惡法，以及無法辨識未成年就論以「間接故意」的誤會呢？
抵抗「年齡政治」的風潮
在白玫瑰運動之中，成人對兒少過於膨脹的情緒失去理性，這涉及兒少形象的建立及政治動能，司法作成99年第7次刑庭決議就是在回應這波年齡政治風潮。整體看來，年齡政治「保護兒少」風潮所及之處，獲得了選票，也扭曲了許多法理。更可怕之處在於：虛構性純真、強化母職想像，甚至對於不純真的少年就不保護的雙面人格（不談政治場域，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留有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罪轉向刑事體系的尾巴，就是法規上白紙黑字的明證）。
小結：從「性自主」出發的詮釋
總結來說，「兒少保護」不足以作為保護基礎，應以「性自主」為基礎，在未成年人的性自主存在自我干涉下，他人利用既有的無知狀態就應該處法，至於干涉嚴重程度則由「資訊充分與否」判斷。
廢除者應該從性教育著手，平衡資訊落差，讓台灣盡快趕上《上週今夜》John Oliver笑言的法國兒童，青春結伴好同行，這是採取「性自主」詮釋下行使權利的可靠路徑，絕非「兒少保護」下綿密而壓抑保護觀扭曲的外力介入所能達成。然而，目前應先解禁的，是「未成年人間的性交或猥褻」並再提出進一步修法倡議前，整合妨害性自主罪章的適用問題。
要注意的是，細節構思上應把握「性自主」的核心，防止概念外溢而回歸兒少保護。同時也要留意在「價值爭奪領域」上遭到反噬，包括：「性知識氾濫帶來的規訓」以及「弱勢家庭因此嚴密監控而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不可不慎。
從Ariès的兒童歷史研究反思當代的社群論爭
有些文化研究者會從資本主義出發，認為培養勞動力而延長童年、禁止兒少的性，能夠將動能留給出社會後的產值，是「兒童」概念誕生的原因，這種吸引人的路徑，Ariès那本「發現」童年之作《兒童的世紀》也是個例子：十二世紀完全沒有察覺到嬰兒跟成人之間存在一段轉折期，那是因為童年是後來「被建構的」。
這些看法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來自於違反直覺的論證，甚至曾有學者藉由揭穿童年神話，攻擊將兒童排除於工作、政治以及性的立法政策。對此，不少學者質疑Ariès論證過於空洞，從歷史著眼，童工立法、義務教育加深了兒童對父母的依賴，使得大人成為兒童的庇護所，這是Ariès研究的貢獻。不過，這種從線索拼湊完整圖像的追本溯源，若沒有理論及標準，不僅因果關係難以建立，更不用說過度簡化造成的誤解與偏見。
回到這波廢除刑法227的論爭，無論是擁護「青春自主」或「保護兒少」，採取超譯Ariès的手法或扭曲法規製造恐慌，都應該被譴責。為了政治動員，製造片面偏頗的Line貼圖、倡議似是而非的主張，如何才能為兒童帶來「信心」與「希望」呢？
＊作者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