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外勞3年需出國一次的規定廢除，姜雯也覺得是勞雇雙贏：「假設雇主覺得這勞工很好，但他要回國啊，我還要去找其他工人，他要走，我還要找別人、還要負擔不同的成本！」至於本勞外勞薪資是否該脫鉤，她是這樣思考的：「現在已經會有人說『外勞搶工作』了，那是因為外勞便宜啊，所以大家會雇用外籍勞工……如果大家都是一樣的，那就讓雇主決定。」
歧視確實無所不在，姜雯想打破「制度上的歧視」，也試著與日常生活面臨的歧視溝通。例如記者聯訪會上，一名資深記者嘆著「台灣的外勞真的越來越多了」、「外勞在火車上好吵」，也抱怨外勞逃跑讓雇主很麻煩。儘管出版社編輯與社長在一旁打圓場，資深記者仍抱怨不停，而這時姜雯笑著說話了：「說到很吵，我一開始到歐洲也以為他們很安靜的，結果歐洲人很吵，有一次足球什麼的，他們就在火車上跳跳跳，到處尿尿也是有的！」
沒有批評，沒有指責，姜雯只用一個「歐洲人也很吵」的例子便化解尷尬場面，讓資深記者不再抱怨。各國人皆有好有壞，也都是人，累了會需要休息、想家了會想用手機，當仲介團體抱怨「外勞都在滑手機」之時，姜雯在《奴工島》記下的是移工對家鄉的思念、滑手機這唯一能喘息的空檔，他們對姜雯來說不只是勞動力，也是活生生的人，在她面前哭過也笑過，有著許多不同的人生與夢想。
把他們當一個人看待，而不是「奴工」。《奴工島》以絕望作為標題，背後蘊涵的，仍是尊重每個生命的盼望。
本文部份內容取材自寶瓶文化《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