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連夢想都失去平衡！」─余華。（註：中國知名作家，語出自其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
六月，出席了一場國小的畢業典禮，這是個悲喜交加的時刻。
看到兒女初長成的父母們，心中懷著喜悅和成就。小學生，即將告別童貞，又要割捨發小（童年）情誼，難免掩面垂泣，或是嚎啕淚崩，令觀禮者不免感動、不捨。
他們即將就讀相同或不同的國中，由兒童轉身為少年，漸漸踏入成人的社會。頭腦裝填學識，心智培養自我。不過或許幾年以後，由於受到不同意識取向，「思想導師」或老師的「啟蒙」、藍綠媒體資訊灌輸、立場各異名嘴言論的薰陶，當他們再相會時，卻由於國族認同迥異 、統獨立場鮮明，成為相恨互怨的陌路人。
去年3月發生了反服貿太陽花學運，今年7月又發生了反課綱活動。雖然綠營和不少學者同感歡欣，表示年輕一代關心政治和教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展現台灣民主政治的希望和未來。
這兩場運動更凸顯出社會嚴重意識形態、統獨問題的對立與紛擾。藍綠陣營、政治老人和大人們，經過二十多年鬥爭不熄滅，仍無法解決國家認同與發展方向，如今又讓年輕人跳上火線，把問題留給下一代。
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無論藍綠政府，都只在鑽營政治而無力於經濟，8分向后2分向前，而向前的2分也因為藍綠的極度對立，相互抵消殆盡。藍綠支持者們生活在巨大的差異裡，甚至夢想都失去平衡。
到底該如何解讀台灣的政治現況？
國民黨的挑戰
很多人都認為，國民黨淪落到今天失道寡助、毀於一旦的絕境，肇因於在馬政府施政下，台灣經濟持續低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民眾感受到嚴重的「相對被剝奪感」。這些，恐怕只說明了問題的一半。其核心、關鍵的另一半，則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歷史與文化的被清洗。
不妨從過往的歷史軌跡中，試著找尋解答。
蔣經國主政時期，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跡的黃金時代。雖然經歷與日、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大的外交與信心挑戰，以及兩次能源危机，但從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及各項經濟措施，使經濟飛速成長，外匯存底迅速累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同時還在行政方面進行十項革新，使政府施政更為廉潔有效。
在一項由TVBS電視臺所做的民意調查中（2008年）， 近五成（59%）民眾認為蔣經國對台灣貢獻最大，而李登輝和陳水扁分別只有12%和8%。在歷年調查中，民眾認為他功大於過的評價都在八成左右，顯示蔣經國深得民心。
不過就在蔣經國時期，也爆發了國民黨遷台灣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抗爭和政權挑戰活動。1977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投票過程中被指控作票，引起「中壢暴動」，群眾包圍搗毀并放火燒毀當地警察局，警方發射催淚瓦斯以及開槍打死青年。而其後1979年，又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為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警民衝突事件。
「中壢暴動」和「美麗島事件」是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面臨的第一次實質挑戰，雖然享有高速增長的物質生活，但民眾還是希望打破「外來政權」威權統治對權力的獨享。而當今國民黨、馬政府所面對，是「外來政權」第二次最為嚴重的生存保衛戰，其內涵及性質則與前次完全不同。
歷史與文化的清洗
當2008年，馬英九以765萬票，得票率58.45% 當選總統，國民黨又贏得七成以上的國會席次時，他和他的黨都以為，台灣百姓終究因為穩健和務實，把信任和支持回歸投向這間百年老店。但他們沒有看到意識形態的暗潮洶湧正在悄悄吞噬其生存的根基。
90年代初期，台灣無分老幼總是把彼岸稱為「大陸」，媒體也專門設立大陸新聞版面或欄位。但自李登輝在任內喊出對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稱謂，又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採訪時，吐露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哀怨後，一場歷史和文化清洗正在展開。
李、扁時期，開始以行政權修改教課書，其一是修正國民政府過度膨脹的自我吹捧，其二則是凸顯「台灣主體」或「揚日抑中」，用來疏離兩岸文化歷史的共通性。不僅一本萬利，迎合綠營的政治主張，也毫無「明獨」的政治風險。
有殖民意涵的字詞「日據」，修改為「日治」，并強調日本為台灣帶來「工業化」以及「守時」、「衛生」、「文明」等「現代化」功績 ；用「接收台灣」取代「台灣光復」 ，將《開羅宣言》定位為不具法律效力的「新聞公報」，教科書中也正式記載「台灣地位未定論」之說。 以上種種雖未明言台獨，但卻有處處有著「去中」的伏筆。
與此同時，各類「傾綠」、「傾獨」的基金會、研究院、協會、新媒體也應運而生。藍營除了應付教育領域的「去中國化」挑戰，也要面對思想研究、媒體輿論、文化歷史等各方面日益蜂擁而至，全面性對殘留中國文化與歷史的清洗。
過去兩個月裡，綠營的精神導師李登輝、台獨大佬辜寬敏、前總統府吳澧培，不約而同發表新書，博得媒體的曝光，鞏固綠營選舉、「去中」意識的支持板塊。 無論公營或民間的研究學者，則不斷以各種名目發表「研究報告」、「調查結果」，其內涵無不印證，「去中」的合理性和「大勢所趨」。或是拋出日新月異的「去中」、「抗中」思維。媒體言論中，藍綠與統獨的傾向早已翻轉。演繹兩岸同屬一國的「大陸」用詞，成為媒體或名嘴口中的稀有名詞品。
「去中」的大結局
凡與中國有關的人、事、物，在過去二十年裡，都被打著多元包容、回歸真相的名義，重新解讀和撰寫。在藍綠的攻防中，根本講不清是非，分不出對錯。而民意傾向，大多偏移向綠營所提出的主張，所有的文化和歷史重新來過一遍。
看看下面例子：
一、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從大陸所帶來的黃金，到底對台灣經濟有沒有貢獻？
陳水扁時期，一位學者型綠營高官發出質疑，那些黃金成色不足，只有92%含金量，并非99.99%，而且對台灣的經濟貢獻不大。殊不知，在上世紀50年代，還是金本位制流行的時期，黃金儲備是穩定經濟金融、控制通膨已經貨幣發行的基礎，而非用於實質交易和支付。金本位制直到1970年代才崩潰。
二、大陸有沒有人才對台灣的經濟做出貢獻？
一項由《天下雜志》所作的民調，孫運璿被評定為台灣歷來，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甚至高於蔣經國，自然也遠高於現在所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被台灣媒體譽為，「帶領台灣迎向光明，謀划經濟前景的人」。
在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期間，1977到1984的六年內，國民所得從1182美元增長為3134元，將近翻了三翻增。而孫任內所推動高科技研究(工研院)，以及因此而帶來的半導體產業如台積電，至今仍具有全球性的領先優勢，為政府每年帶來可觀的收益。
雖然擁有極高民間聲望，不過作為「外來政權」的楷模與榜樣，孫運璿仍受到綠營政客的批評。一位前綠委表示，因為他沒有接受李登輝的指導與規勸，發展台灣汽車工業時，捨棄李登輝所建議與日系的豐田汽車合作方案，而選戰了條件較差的FORD汽車，讓台灣錯失發展汽車工業的良機。另一位綠營前縣市長，則借用日本學者的言辭批評他，只追求經濟增長，不在乎環保，貽害了台灣的環境。
於是乎，不少綠營的民眾中給他新評價，「孫運璿只是空擁虛名而已」，「一個平庸的行政官僚」，「只是因為精通俄文的關係，而和蔣經國套上近乎」。
三、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又在總統任內將「中正機場」改名「桃園機場」，廢除有關蔣介石的紀念日，並把「中正紀念堂」改名為「民主紀念館」，原本「大中至正」牌匾變成「自由廣場」。
這些都是較為「正規」的作法，進而引發「不正規」的仿效。小道消息和網路傳聞，更是打擊國民黨和「去中」，強而有力工具。藍營只會透過粉絲團來自我美化一番，綠營則善用這種低成本、高效能的武器。
六月反課綱前期，有老師以新課綱把中華民國最高峰變成了「喜馬拉雅山」，而不是「玉山」，質疑新課綱閹割了台灣主權。而事實是，課本裡明明只有「玉山是我國最高峰」、「東亞第一高峰」的敘述。「我國最高峰是喜馬拉雅山」之說，完全出自網路傳聞。諸如此類事例，不甚枚舉。
國民黨之所以失去民心、民意，不全然是民眾對兩岸經貿紅利被少數企業獨佔所造成的不滿，以及痛惡國民黨至今仍保有龐大的黨產。 其根本的癥結在於，通過二十多年來的獨派大佬的「運籌帷幄」與綠營的步步為營，「去中國化」的工程已大致完工。
在台灣百姓（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心目裡，中國國民黨已從「外來政權」的不合情理，演變成一個「外國政黨」的不合法理，這才是國民黨正真的危機所在。馬英九上任以來所推動的兩岸政策，雖然造就60年來台海間最佳的和平局面，但國共之間的兩岸交流，當然會被綠營及其支持者認為總是「鬼影重重」，包藏「賣台」陰謀。
即便兩岸經貿紅利，能夠讓更廣泛的民眾分享，其結局也是同樣，只是「反中」的風暴，會壓抑延後而已。試問，即使沒有太陽花學運，反課綱活動是否仍會發生？
不少人認為，在最後關頭，如果能夠妥善、「讓民眾滿意」地處理黨產問題，國民黨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但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單純到幼稚。在沒有「思想武器」之下，黨產是國民黨最後的資源和子彈，設若放棄，這個黨恐怕在短期內就會徹底灰飛煙滅，退出歷史舞台。
蔣介石的最後結局
幾個月前，「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經歷了4年的規劃與努力，完成了台灣首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吳乃德在書中發表「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轉型正義的使命和難題」 專文，內容寫道：
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如果你的先人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只因為抗議政府官員腐敗或歧視臺灣人就因而喪生，甚至屍骨至今不知所蹤，而你的家庭也因此長達四十年忍受著冤屈和恐懼。如今見證他被視為偉人，供奉在有如帝王宮殿般的龐大建築物中，你心中不可能毫無所感。
或者，在二二八事件或接續的白色恐怖中，你的家庭沒有遭遇過這些不幸。可是你認知到蔣介石為無數同胞帶來的痛苦，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時，你心有所感。這時你就處在「轉型正義情境」。
該報告的作者之一的律師謝穎青被問到，若加害者已去世又該如何處理？她表示加害者的責任「當然要清算」。清算與被清算者，有著無法化解的矛盾。
那麼，理應「首要被清算者」的結局又該如何？
在桃園大溪鎮慈湖邊，蔣介石棺木暫厝在本用來準備在戰時，緊急疏散辦公處所的會客廳。這裡原本就不寬敞，放下靈柩後更顯得很狹窄，根本談不上「陵寢」的格局。
身為基督徒的蔣，40年前（1975）的葬禮以基督教儀式舉行。在牧師的安息禮拜禱文和聖樂中，他的靈魂或是升上天堂，或是墜入地獄，而他殘留的驅殼卻仍受到凡世紛擾。他恐怕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曾用威權統治過子民，如今有不少人希望以轉型正義追討他生前的「罪孽」。
蔣介石生前每天寫日記，有著自省的習慣。從已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文字中，他曾對諸多人、事，流露出悔悟或批判，但從不曾對自己所經歷過得殺戮，有過絲毫的歉疚。因為在他的時代里，國家和民族利益遠高於個人的價值。
據說，正在杭州修養的毛澤東，聽到蔣介石死去的消息時一臉凝重，只對身邊的人說「知道了。」雖然半世紀裡都互為死對頭，但在走向人生終點的毛蔣兩人，共同性越來越多。差異性越來越小。
自上世紀20年代，同時崛起的毛蔣兩人、國共兩黨，並非是由他們創造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雖然立場不同、路線各異，但追求的目標都是把中國的疆域，恢復到大清帝國崩塌前的一統。而今天，一個在天安門廣場的水晶棺裡供人瞻仰，另一個則遠在他鄉，等待統一，回歸故里。
不知在人生盡頭的時刻，蔣介石是否刻意翻看聖經中出埃及記的章節。當摩西帶領子民離開埃及的時候，他把400年前就死去的祖先約瑟骨骸帶回他列祖的墓園安葬。而蔣介石的繼承者中，沒有一個有著摩西般的能力和擔當。
在蔣的遺囑中， 希望將來安葬於南京紫金山麓的中山陵旁。不過以他傳統又至孝的個性，恐怕更希望有天能夠，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母親王氏的身旁。
沒有人能知道，這一天何時會到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