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從過去的紀錄來看，民進黨似乎長期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對國家公權力介入民間社會的行動高度警惕和反抗，其激進程度甚至連西方人都會自嘆不如。不過，又要如何解釋日前黨籍立委帶頭以集體的名義對沒有明顯違法的個人商業行為進行法西斯式的公審，而且還振振有辭？此外，應該要如何理解，面對政府任意發送國家級警報所產生的可能疑慮，民進黨過去的敏感度和警戒心卻突然集體消失，而且還理所當然? 目前看來，民進黨給的答案不外乎就是「不愛台灣」和避免「緊急危難」，這倒是很容易理解。
然而，到底所謂吳寶春「不愛台灣」的行為或是非洲豬瘟造成「緊急危難」的情況必須嚴重到什麼程度，自由主義的立場才必須退讓呢? 自由主義者當然會盡量避免，如果非要退讓，應該會要求具體而公平的決定過程，並堅守其間的法定程序。法西斯主義者則會盡量要求國家公權力必須全面介入，在其間甚至可以不遵守任何程序。但對民進黨而言，答案必然因人因時而異，根據他們所面對的對象，以及所處的位置，再決定自己要採用哪一種主義，以及執行到何種程度。
從經驗事實可以得知，如果民進黨執政，當他們面對的對象是與國民黨或大陸相關的人事物時，這個時候自由主義立場就必須退讓，可以妥協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黨產會」對付國民黨的手段，「促轉會」企圖對付侯友宜的想法。或是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法定退休金被砍，管中閔的台大校長當選資格被取消。而陸配和陸生在台灣長期的被政策歧視和受到差別待遇，就更不在話下。這些行為大多違法違憲，即便稱不上是法西斯，但絕對違逆自由主義的精神，他們自己也多少知道。反之，如果民進黨在野，當他們面對的是執政的國民黨時，這個時候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到一個絕不妥協的地步，搞不好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有點超過。相關事例如前述，就不再贅述。
眾所周知的，法西斯主義堅持的是政治正確，自由主義則反對政治正確，特別是有可能侵害個人自由的政治正確。對民進黨而言，他們最高的政治正確就是台獨和反中國。前者以所謂愛不愛台灣的政治語言包裝，用來壓迫政敵。後者則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公共政策間接進行，用來對付政治異議者。但兩者隱約針對的似乎都只能是身在國內，而且缺乏反抗能力的政治弱勢對象。不管實情為何，吳寶春的言行因為牴觸了台獨的政治正確，因而遭到公權力帶頭的法西斯式公審。而發布非洲豬瘟的國家級警報，由於與把中國當成潛在威脅的反中政治正確不謀而合，因而也沒有人質疑其適切性，不但覺得沒必要，或甚至還鼓勵。但即使放棄立場到這種程度，外界也不應過度苛責。一方面，除了霸凌一下政治弱勢，對一般民眾的生活造成些微干擾外，民進黨倒也沒造成什麼太惡劣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說他們是「髮夾彎」，其實也不盡公平，因為他們目前的處境的確值得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