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自由民主是公眾人物經常掛在嘴邊的價值，自由主義更是人人標榜的政治認同。但是，對於自由民主的具體內涵為何，大家又經常莫衷一是。不過，再怎麼分歧，對國家權力的不信任，應該還是所有自由主義者的最大公約數。強而調人權的保障，對公私分際的重視，更是基本共識。這反映在對國家公權力隨意介入私領域，或是動員民族主義壓制個人自由時的高度敏感和反對。
反之，法西斯主義則是一種強調國家至上與集體至上的思維方式，不但認為公權力有隨意介入民間社會的絕對責任，而且經常性的動員民族主義以壓制個人自由。因而，法西斯在理論上是自由主義的死敵，兩者應該不可能在同一個社會或同一個人身上長期並存。換言之，極力捍衛自由民主的人或團體，理論上不可能同時是法西斯。然而，凡事都存在例外。
日前，麵包師傅吳寶春因為疑似公開承認「九二共識」，而被部分綠營政治人物和網民認為「不愛台灣」，遭到連日圍剿。由於承受極大的壓力，吳寶春在準高雄市長韓國瑜的陪同下，不得不出面公開澄清。在這整個過程中，媒體輿論所聚焦討論的，是統獨議題，以及吳寶春與韓國瑜等當事人的利弊得失。但卻很少有人質疑，即使再怎麼政治敏感，一個私人的商業行為聲明，在沒有任何違法證據的情況下，用集體的名義逼迫個人公開表態，而且代表公權力的藍綠政治人物，包括蔡總統在內，還先後介入，這是否恰當。
與此同時，「非洲豬瘟」的疫情在大陸地區蔓延，但卻不斷零星傳出有旅客攜帶豬肉相關製品返台，被海關發現的事情。針對這種情況，政府在12日以手機簡訊的方式發布所謂的「動植物疫災」國家級警報，除了提醒民眾不要購買或攜帶、以及相關處分的訊息外，最後還附上農委會防檢局電話。本來疫情的確應該注意，旅客也應該遵守相關規定，但以國家級警報通知此訊息，卻引發部分網民反彈，以及在野黨立委和特定媒體的批評。不過，也有執政黨立委和部分網民持不同意見，認為政府此舉並無不當之處。
在這整個過程中，批評方主要認為警示簡訊不能濫發、應區分等級，否則會失去發揮警示的作用。而贊成方則主張疫情的後果的確嚴重，沒有所謂濫發的問題。同樣很少人質疑的是，國家以避免緊急危難為由，任意介入或干擾民眾的日常生活，這是否恰當？會不會有進一步控制人民思想和侵犯自由的疑慮?
事實上，沒有人會否認疫情散播後的嚴重性，也沒有人會懷疑政府執法的必要性。可是，禁止攜帶水果和肉品入境，本來就是旅客必備的常識。如果有人就是不知道或硬要違規，最有效的控管手段，應該是在機場和海關加強宣導和檢查，而非向短期內不會出國的民眾全面性的發送警示簡訊。
「非洲豬瘟」疫情的後果雖然嚴重，但與地震的急迫性還是不可比擬。地震發生時，如果能夠提早預警，即便多爭取個幾秒鐘，通常也是救命和避難的關鍵。然而，以國家級警報的方式發送「動植物疫災」簡訊，除了干擾民眾生活、營造出一種危機感外，似乎對防疫沒有什麼立即的幫助和必要性。
面對這種情況，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除了疫情之外，還有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任意介入和不當擴權的問題。比較敏感的人會想，重大國安危機的認定標準是什麼？任何政府片面認定的危機，都可以這樣隨意發送警報嗎？如果這變成慣例，政府會不會食髓知味，用來做政令宣導，進而控制人民思想，甚至是發送「假新聞」，以打擊政敵呢? 畢竟，在電影「V怪客」中，政府高層就以解決疫情為由，趁機擴權，控制言論，並實行獨裁統治。
電影情節當然是過度想像，但卻也不完全是天馬行空。過去，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曾縱火焚燒國會，然後嫁禍給政敵共產黨。透過塑造國內外共產黨即將聯手顛覆德國政府的危機感和恐懼，納粹黨於是成功奪取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這也是為何成長於1930年代的歐陸思想家，對於國家權力的擴張和任意介入民間社會，都十分敏感和謹慎，甚至是強烈反對。在台灣人文社科學界琅琅上口的漢娜鄂蘭、海耶克、喬治歐威爾等人，都是這種歷史背景和思想下的產物。
民進黨也曾經有過非常敏感的時候，雖然他們長期鎖定的對象都是國民黨政府。過去，國民黨以防範共產黨為由，透過政令宣導營造出一種「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危機感，配合白色恐怖所形成的恐懼，成功的在台灣實行近40年的威權統治。民進黨人對此一向大力批判，許多「覺青」和「公知」更是整天把「平庸的邪惡」和「1984」掛在嘴邊，蔣介石和國民黨在他們的描述下，簡直比希特勒和納粹黨更加可惡和邪惡。
即便在解嚴和二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對國民黨政府可能濫權的警惕和防範都未曾停止。即使主流民意贊成死刑，民進黨卻認為國家機器不值得信任而依然堅持廢死。即便統計數據顯示警察臨檢有助於逮捕通緝犯，維繫社會安寧，民進黨卻認為有侵犯人權的疑慮而大力撻伐。即便過程合法的都更能促進公共利益，民進黨卻認為「居住正義」高於一切，強迫拆遷就是違反人權，因而曾強烈反對。更超越的是，只因為不能忍受國民黨政府所謂「違反程序」，太陽花運動就違法闖入行政院並長期占據立法院，面對這樣的事實，民進黨政府卻以「公民不服從」的理由為其開脫，合法驅離群眾的警察卻被認為是「血腥鎮壓」和「國家暴力」。
無論如何，從過去的紀錄來看，民進黨似乎長期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對國家公權力介入民間社會的行動高度警惕和反抗，其激進程度甚至連西方人都會自嘆不如。不過，又要如何解釋日前黨籍立委帶頭以集體的名義對沒有明顯違法的個人商業行為進行法西斯式的公審，而且還振振有辭？此外，應該要如何理解，面對政府任意發送國家級警報所產生的可能疑慮，民進黨過去的敏感度和警戒心卻突然集體消失，而且還理所當然? 目前看來，民進黨給的答案不外乎就是「不愛台灣」和避免「緊急危難」，這倒是很容易理解。
然而，到底所謂吳寶春「不愛台灣」的行為或是非洲豬瘟造成「緊急危難」的情況必須嚴重到什麼程度，自由主義的立場才必須退讓呢? 自由主義者當然會盡量避免，如果非要退讓，應該會要求具體而公平的決定過程，並堅守其間的法定程序。法西斯主義者則會盡量要求國家公權力必須全面介入，在其間甚至可以不遵守任何程序。但對民進黨而言，答案必然因人因時而異，根據他們所面對的對象，以及所處的位置，再決定自己要採用哪一種主義，以及執行到何種程度。
從經驗事實可以得知，如果民進黨執政，當他們面對的對象是與國民黨或大陸相關的人事物時，這個時候自由主義立場就必須退讓，可以妥協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黨產會」對付國民黨的手段，「促轉會」企圖對付侯友宜的想法。或是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法定退休金被砍，管中閔的台大校長當選資格被取消。而陸配和陸生在台灣長期的被政策歧視和受到差別待遇，就更不在話下。這些行為大多違法違憲，即便稱不上是法西斯，但絕對違逆自由主義的精神，他們自己也多少知道。反之，如果民進黨在野，當他們面對的是執政的國民黨時，這個時候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到一個絕不妥協的地步，搞不好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有點超過。相關事例如前述，就不再贅述。
眾所周知的，法西斯主義堅持的是政治正確，自由主義則反對政治正確，特別是有可能侵害個人自由的政治正確。對民進黨而言，他們最高的政治正確就是台獨和反中國。前者以所謂愛不愛台灣的政治語言包裝，用來壓迫政敵。後者則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公共政策間接進行，用來對付政治異議者。但兩者隱約針對的似乎都只能是身在國內，而且缺乏反抗能力的政治弱勢對象。不管實情為何，吳寶春的言行因為牴觸了台獨的政治正確，因而遭到公權力帶頭的法西斯式公審。而發布非洲豬瘟的國家級警報，由於與把中國當成潛在威脅的反中政治正確不謀而合，因而也沒有人質疑其適切性，不但覺得沒必要，或甚至還鼓勵。但即使放棄立場到這種程度，外界也不應過度苛責。一方面，除了霸凌一下政治弱勢，對一般民眾的生活造成些微干擾外，民進黨倒也沒造成什麼太惡劣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說他們是「髮夾彎」，其實也不盡公平，因為他們目前的處境的確值得同情。
畢竟，民進黨才剛大敗不久，氣勢正低迷。而在可見的未來，他們的執政績效仍很難有起色。如果要在短期之內重振聲勢，似乎唯有依靠鼓吹政治正確這條老路。政治正確的力量如此強大而令人害怕，民進黨對它的依賴又如此之深，因而迫使黨內外的自由主義者暫時退讓，似乎是情非得已，也情有可原。雖然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選擇退讓，應該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總之，針對特定對象而放棄立場的這種自由主義，證明民進黨不是真的自由主義。而會因人因時而異調整立場這點，又證明民進黨不是真的法西斯。自由主義和法西斯這兩個理論上應該相互對立的概念，對民進黨而言，居然如同陰陽兩極般，相生相立，交替出現，而且毫不衝突，這說不定會是將來台灣政治學研究本土化的重大突破點。
諷刺的是，民進黨總是擺出一副誓死捍衛自由民主的自由主義姿態，但只要碰到國民黨和大陸，就馬上放棄立場，甚至是變成法西斯。國民黨總是認為自己是民進黨法西斯式執政風格下的頭號受害者，但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卻又變得毫不敏感和無所謂，甚至執政後還「蕭規曹隨」。
所以，這兩個黨無論鬥得多兇，分歧有多大，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實在都很難被歸類於擁護自由主義的政黨。弔詭的是，他們其實都應該感謝他們所厭惡的中共。因為，如果不是中美關係惡化如此，讓美國人全心全意專注於對付中共，因而還可以對台灣政界的自由主義偽裝尚且保留某種浪漫化的美好想像。否則一旦行有餘力，認真檢視後，發現「國王居然沒穿新衣」，跌破眼鏡就算了，如果造成美國友人的崩潰，日後無法再輕易蒙混過關，那他們的日子就難過了。
＊作者為自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