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還不清楚，這個時間點的選擇是不小心還是有意挑釁。12月1日，在美國和中國終於達成貿易「停戰」90天協議的這一天，加拿大警方應美國的要求，在溫哥華機場逮捕了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46歲的孟晚舟是華為創建人任正非的女兒。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捕可能成為美中貿易爭端的火藥桶。德國之聲專欄作者澤林認為，無論對華為還是孟晚舟，在法庭判決前，無罪推論依然成立。
華盛頓指控孟晚舟在2009年和2014年通過一家名叫星通技術有限公司（Skycom）的香港中間企業向伊朗出售物資，因此違反了貿易禁令。一家中國企業與第三國做生意，會受到美國的刑法追究，這在美國看來，邏輯很簡單：因為華為的產品使用了美國技術，而且在購買時須簽約承諾，產品不能在被列入禁運名單的國家經銷。愛立信和三星也曾在制裁期間向伊朗供應了其產品，但美國人無能為力，因為這兩家企業沒有使用美國的元件。
連《華盛頓郵報》都認為這是一次「可笑的過激反應」
華為稱，原為其子公司的星通已於2009年被出售。目前掌握的依據只有雙方的證詞。華為已經有過一次被揭穿剽竊美國供應商思科（Cisco）的源代碼的教訓。不過這已是近15年前的事了。此後沒有再出現過實質性的紕漏。即便有關指控屬實，逮捕孟晚舟也令人存疑。目前她已交保一千萬美元獲釋。就連《華盛頓郵報》都認為，這是一次「可笑的過激反應」。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蘋果公司一名如此高階的人物在中國被逮捕，會怎麼樣？對原本已經困難重重的美中關系，這一事件無疑是一個火藥桶。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和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John McCallum）都已被中國外交部召見。這當然不一定對美國的檢察官構成影響，但不僅令人產生懷疑：美國是否在利用一樁司法爭議達到政治目的。顯然，華為已經成為思科和蘋果的強大競爭對手。這家由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退伍軍官創辦的企業提供了一個最佳例證：中國如何成功學習追趕西方技術、在習近平」中國製造2025」倡議下甚至不久有望實現超越。
華為令人驚嘆的成長速度
過去10年華為的發展速度令國際競爭同行大為遜色。數年前，這家來自深圳的公司才開始以華為品牌銷售智能手機。2018年這家公司旗下的華為和榮耀兩個品牌在全球共銷售了9500萬部智能手機，比前一年成長了30%。2018年夏，華為的手機銷售量首次超過蘋果。不過華為的單機利潤遠遠低於蘋果。
然而華為不僅生產手機和配件，還是世界領先的網路設備供應商。在美國，華為技術設備不能銷售，因為據稱它適合被用來為中國政府進行間諜活動。澳洲也對華為採取了同樣的限制措施。紐西蘭和日本則正在審核應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華為的市場准入。在英國，華為被要求在一些領域做出改進，但可以正常銷售經營。此外在其他國家華為不受限制，甚至包括在不被大多數國家承認為獨立國家、處於美國軍事和政治保護之下的台灣。
德國也有「小心華為」的警告
例如華為德國裝備電信設施，並希望不久能夠為5G移動通信提供基礎設施。在德國也有要小心華為的警告聲音, 例如聯邦議院綠黨議會黨團副主席馮諾茨（Konstantin von Notz）就表示, 德國在華為問題上的表現是「危險的天真」。然而, 德國經濟部、憲法保護局和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 （BSI） 則表示「 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個別供應商的設備性能存在安全隱患」。
如果說指責華為在國外監控互聯網數據的話，那麼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醜聞和德國總理手機被竊聽的醜聞曝光後, 美國也應受到同樣的指責。不過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區別是: 中國民營企業與專制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也比美國公司與其民主國家的關系更緊密。況且是北京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管制越來越嚴。
就華為本身而言，它並不打算讓自己成為國家的奴僕。因為以此造成的形象缺失會嚴重影響其國際貿易。但是在這一問題上華為是否有抵制國家的自由, 我們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 美國人和其他國家都拿不出對華為指控的確鑿證據。
即使是聲稱事先對美國檢察院的逮捕行為並不知情的川普, 看來也是高興不起來。很長時間他沒有對此案發表評論。直到周三他才宣布, 如果有助於解決貿易糾紛，他甚至可以介入司法程序。
在伊朗問題上美國愈加孤立
在伊朗問題上川普也很少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早在2015年，美國、中國、德國、法國、英國和俄羅斯就與伊朗簽署了核協議。如果伊朗履行協議便可取消對其制裁。而國際原子能機構也證實伊朗在履行其義務。
盡管如此, 川普在夏初仍單方面終止了該條約, 並單方面對伊朗實施新的制裁。隨後, 聯合國國際法院下令美國重新取消對伊朗的部分新制裁。現在，孟的被逮捕更加深了這樣的一種印象, 即美國對與西方伙伴就這一問題達成政治共識不感興趣。
從一方面來說, 歐洲政客現在應該呼籲華為盡可能地給予配合。如果想在國際上銷售自己的產品, 還必須遵守國際遊戲規則。另一方面, 華為應該要求美國檢察機構，盡快增加其對華為指控的透明度, 並拿出確鑿的證據。因為這不僅僅關系到美國法律制度的聲譽，也關系到西方價值觀的整體可信度。這不再是美國人的內政，而是也關系到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