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家淪為「黑五類」，從上海發配到青海、窮到同學偷拿家裡饅頭給她吃，也曾聽說過天安門事件「血跟自來水一樣噴」的慘況，只是她沒料想到，此生曲折不因中年再婚來到台灣而結束──榮民丈夫過世、她年過60做清潔工撫養讀大學的孩子，因為「拚了命白班連小夜」加班薪水超出門檻被取消低收入戶，如今又住了幾十年的老房子被告「佔用國有地」敗訴、拆屋在即，不知道接下來該何去何從。
坐落於板橋的大觀社區係歷史悠久榮民居住地，此地於1960年代被劃為國有地，居民多數只有房屋產權仍被默許居住超過半世紀，只是在1998年板橋榮民之家對居民提告、要求拆屋還地，一群在大觀窮了一輩子的居民因為這場官司人生更陷入危機，榮民眷屬許萍是其中之一。
儘管政府提供每月1萬多元的「優惠」租屋方案，身為派遣工的她月收僅約2萬元還要養孩子，搬不走，只能繼續背負「佔用國有地」的罵名，住在客廳擠到無法行走、二樓也塞滿雜物的老屋裡。
爭議已久的大觀社區迫遷案時常登上新聞版面，他們找行政院長、找總統、甚至找新北市長候選人陳情，人們常指責他們「違法」佔用國有地，卻很少人知道這群人為何不得不「違法」，而許萍的人生，便是這個堪稱「最窮外省社區」的無奈縮影之一。
「我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丟了公務員的職務」
許萍已逝的第二任丈夫是「榮譽國民」，即退休老兵，但他們一家人的生活並不因「榮譽」之名而順遂平安。丈夫走了以後，許萍與讀高中的孩子一起生活在大觀社區老房中，客廳光是放進一張飯桌就已塞滿、幾乎只能坐下兩人，雖然有二樓，但爬上樓梯一看上頭堆滿雜物、屋頂也多年未維修，她與孩子的活動空間幾乎只有那張飯桌。
二樓的雜物是丈夫與老榮民鄰居們留下的遺物，許萍丟不掉，就如同她丟不掉此生種種曲折回憶一般。談起人生中最大的轉折，她嘆息：「我一生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丟了公務員的職務，丟了公務員的職務又生了孩子，真是雪上加霜，如果沒有這孩子我不會來到台灣……」
許萍原出身中國上海，在10歲遇上文化大革命雙親因為被歸類為「資本家」，一家人被趕到青海。同學看許萍只會講上海話又吃不飽，幫忙偷帶幾顆饅頭給她，同學媽媽發現此事以後特別關照這孩子，後來就轉介紹她到一處勞改農場替犯人收發信件，成為「辦事員」即公務員。
後來許萍轉到甘肅省一處國防單位繼續當公務員，但因結識返鄉探親的第二任丈夫，結了婚，就被單位開除了：「當時我們單位是國防的單位，不允許跟台灣人結婚。」她沒想過要到台灣生活，家裡也不諒解：「他（丈夫）跟我媽媽年紀一樣大！爸爸說，如果我們家裡沒吃的沒喝的、在江西河南一帶很窮的地方，嫁給他爸爸沒話講，但以我們家的條件，妳為什麼要嫁給一個老頭子呢？」
許萍沒想過要到台灣，但決定生下孩子似乎也只能到台灣了。她更沒想到，到台灣等著的，會是一個無依無靠、甚至即將流離失所的晚年。
「白班連小夜」被取消低收入戶 薪資不夠搬家、體力早已跟不上別人
許萍的丈夫在2010年過世，留下來的是老房子被控佔用國有地的問題。當年榮家告大觀社區三審定讞、大觀居民必須拆屋還地並繳交數十至數百萬的「不當得利」，許萍以為交了錢以後房子就安全了，問題是房子還是要拆，而且：「我交了這錢以後大家都恨死我了，我交了以後像過街老鼠一樣！」不只鄰居不諒解，許萍還要面對的，是繳出積蓄以後面臨的經濟困境。
來到台灣以後，許萍完全是靠丈夫與其他老榮民照顧，頂多去鄰近工廠做代工賺點小錢，只是這些人的年紀跟她爸媽差不多、一個個先走了，許萍只能開始去找工作，能做的也只有派遣清潔工。雖然許萍一開始有低收入戶身份，大觀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說，因為她很努力工作、賺比較多錢，加上孩子也有在打工，打工收入算入生活費裡，低收入戶就被取消了。
「我拚了命白班連小夜，就把我的低收取消了！我現在沒有低收，等於說我一毛錢也沒有……」許萍說。社福系統以許萍收入認定她不需要低收入戶補助，但許萍賺的錢，並沒有多到可以讓她過上多好的生活，一整個月都在上班、上午7點到下午4點，收入大約僅2萬出頭。
雖然加班或許可能多賺點，許萍嘆：「我不要加班了，我加班以後身體會很不好，會起不來床會頭暈，後來我發現有的時間勞累過度了……我現在就算63歲不到，我的體力已經沒有辦法跟上別人。」
老人家做清潔工，許萍也覺得自己隨時都會被取代，她嘆：「這工作只要能吃苦人人都會做，這又不是什麼難的事，只是把屎尿擦擦乾淨把垃圾收一收，雖然是很辛苦又臭又髒的工作，又不是什麼物理的化學的，誰都會！」從公務員變成清潔工，她不滿意自己的工作，也常因不懂台語無法跟同事交流，但她也別無選擇了。
如今房屋訴訟三審定讞敗訴、歷經多次擋拆、隨時可能被拆屋，問起許萍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她只嘆：「接下來的生活沒什麼打算，掌握不住，不是我想怎樣就怎樣……往後的日子不知道，這就是自己的路走錯了造成的結果……」
「迫遷就是製造貧窮」中高齡迫遷戶無處可去 自救會憂：3年以後他還有工作能力嗎？
許萍並不想搬離社區，第一問題是錢，租一般民宅、租社會住宅都是負擔，她的薪水只有2萬元還要照顧孩子，如果不得不搬，她也打算叫孩子靠自己了；第二問題是工作，現在工作搭公車就能到，搬走的話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不知道能不能趕上7點的班，可能連2萬元的基本收入都沒了。
目前還留在大觀社區的住戶，幾乎處在像許萍類似的困境之中。大觀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說，中年喪偶的婦女如黃愛雲、湯家梅、陳淑玲等皆必須在中老年時靠自己養活自己，又因敗訴判賠「不當得利」會強制扣薪，工作處處受限、只能找臨時工作，其中湯家梅在樹林工廠上班，訂單一多就只能狂趕，加上有胃潰瘍宿疾，每一天生活都極為吃力。
「我們會覺得說迫遷就是製造貧窮，現在住戶沒有到赤貧、生活水平是這樣，但一被告要交不當得利、又要參加抗爭……」唐佐欣嘆，居民戚本忠的女兒原本也是會玩樂團、買網拍的學生，自從面臨訴訟以後家裡借錢還債，她其實很怨爸媽：為什麼現在生活變這樣，還要去打工？另一方面，爸媽其實也很自責沒能讓孩子順利唸大學。
儘管退輔會有提供安置方案，唐佐欣擔心的是能保障的時間頂多也才3年，雖然安置本意是讓住戶經濟改善、「脫貧」以後回到一般住宅市場，問題是大觀住戶大多5、60歲了，「3年以後他還有工作能力嗎？如果是做看護、體力勞動這麼重，還可以做到幾歲？」
「現在心境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拆，要什麼時候找房子也不知道，想去外面找房子要更努力工作、也不能參加抗爭……」唐佐欣嘆。不知道下一步在哪，中高齡面臨迫遷似乎也註定只會過得越來越糟糕──這是許萍的困境，也是大觀中老年住戶們的困境，他們無處可去。
無路可走的中高齡大觀社區住戶只能等待「奇蹟」發生嗎？目前大觀自救會的目標，還是希望能進行原地安置、讓居民承租原住房屋的協商會議，大觀社區的年老房屋住起來並不舒適，但，這也是他們唯一可以負擔的安身之所了。
面臨迫遷困境之大觀社區居民將於12月15日（六）起舉行「大觀社區藝文祭：在生活中抗爭，抗爭中生活」，介紹更多居民生命故事、談他們為何走上街頭，活動詳情請見臉書粉絲專頁「大觀事件」與官方網站。
活動時間：12月15日（六）至12月30日（日）
地點：大觀社區（新北市大觀路二段40號）
了解更多大觀迫遷爭議：「大觀事件」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