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臨時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現場聽眾興趣，沒想到適得其反。演講結束後，他們明白地表達對我的觀感：我被指控對於英人身在中國的過去──也就是他們的過去、家庭、人生與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種種不必要的質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說謊，捏造證據以支持我的論點。他們不想再聽到這個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說他們製造問題，每次聽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厭煩。他們說，自己也有中國朋友，有些社員事後還提供事例與照片，介紹他們在中國的老朋友。他們會說，自己還有和以前的家僕聯絡。怎麼會有人認為他們曾對中國人做出這種奇怪的侮辱？我把他們當成什麼人了？
真相需要討論，雖然臺下並非對的聽眾。我選擇提起那塊告示牌，是因為它已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真實紀錄留下的後遺症、紀錄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遺忘與否認將導致什麼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面對歷史的檔案與報紙時，迴避這個議題。至少打從中國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國報紙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標示用詞一直都是不斷相互詰辯的主題。上海當地當然引發論戰，國際報章亦是。一九〇七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秘書處發給記者大批照片與資料，解釋真實的告示牌為何。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過去住在中國的外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爭辯此事。同時，上海的導遊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Fist of Fury/The ChineseConnection），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而且，既然列強已經撤出這裡，背後的真相大可輕易忘記。上海公共租界於一九四三年交還。外人占領廣大通商口岸的時代已成過去，只會在中國社這種場合才會重提，甚至現在連中國社也不想提了。過去已經過去，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還差得遠，而且這僅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外國強權在中國的衝擊和後遺症今日仍在，而且對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來的新中國民族主義，更是日益重要。
＊作者羅伯特．比克斯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本文選自新著《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