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過去三十年來，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似乎預告著中國站上世界舞臺，以嶄新且強勢的姿態揭開序幕。這一連串的事件導火線包括領土爭議、北約組織戰機意外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二〇〇八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中美撞機意外等許多糾紛。其中不乏領導者與外交官尖銳的文字聲明，以及中國政府審慎規畫的牽制行動。中國各城市的外僑住宅同時可見和平示威或暴力攻擊。
我們也看到民族主義言論蔚為風潮，鼓吹中國對外國政府「說不」（或更難聽的話）。但背後的緣由很大程度來自平民百姓的直覺反應，而非單純的國家立場。
這些激動的情緒與嚴厲的言詞，常使從旁觀察的外籍人士為之咋舌，然而更令眾人費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議必定特別強調過去——憤怒是一回事，這種歷史意識絕對又是另一回事。這些紛爭部分肇於過去本身與過去的象徵，例如日本的教科書內容，或國際拍賣會推出了中國文物。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意外與大小事件可謂家常便飯，然而，為何中國經常如此憤慨地回應這些事件？或為何需要如此憤慨？為何過去如此重要？在各國侵略中國的當時，中國一部分淪為日本或英國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國、美國與法國的炮艦駛進長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國、俄國及德國的掌控之下。然而，那個年代已經結束了，結束七十年了，難道不能純粹把它們當成隨風而逝的歷史？
我們需要認識理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它伴隨著中國撼動世紀的經濟發展，它也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注入嶄新且強盛的力量。我們也能想見經濟強盛的中國將在世界面前宣示自己的地位，也許此情此景需要花點時間適應，但勢必發生。然而，除非我們能理解這個現象其實並非奠定在中國今日的力量，而是扎根於過去的軟弱，否則我們定然想不通這個現象，也不得與之交手的門道。這些爭議埋藏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脈絡，以及一八四〇年代以來受制外國強權的經驗。中國透過歷史的稜鏡展望二十一世紀，以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挑戰面對眼前的現況。如果我們也透過這面稜鏡，就能看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如何深植外部帝國占領的主要都市、殖民地與中國境內其他地區。本書欲表達的不僅是單單承認此事實，而是在真正深入瞭解這段過去後，眼前的現象才會合理。這並非只是論點，而是他們的歷史，他們賴以生活的歷史。
讓我們以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為例。一九五〇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館準備搬遷。博物館某位員工後來談到，當時的他並不曉得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還滿心困惑地詢問資深同事，為何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備丟棄的廢棄物裡。全世界所有博物館的確都會為了讓現代參觀者貼近體會歷史，而仿造過去的文物。幾年後，這件事情被寫成一篇雜誌短文，文章寫的不是這塊告示牌的複製品遭到丟棄，而是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當時的公園確實貼著一塊告示牌，但博物館展示的告示牌卻是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要是那樣。一九二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的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外國報紙很快便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開頭就說明種族排擠的真實歷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張告示牌只是迷思又引發了什麼回應。他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世紀》也被迫刊登這篇文章，承認錯誤且立即道歉。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在中國的西方殖民者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我也老早就撞進這起事件，不過不在上海，至少一開始不是，而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倫敦皮卡迪利柏林頓府（Burlington House）的皇家文物學會（RoyalSociety of Antiquaries）會議廳。當時我正準備在午餐時間演講，內容關於我的研究：上海英人與華人關係史，聽眾是每個月聚會一至二次的中國社（TheChina Society）社員。中國社於一九〇七年成立，宗旨是「促進中國語言、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以及一切中國科學、藝術、商業和社會事務。」創社當年第一位講者是中國的駐英特使。多年來，這個社團曾經邀請了多位知名的講者，社員在各式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英國商人、外交官、政客、傳教士與學者等，還有許多中國訪客。聽眾聚集在溫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這才發現，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團集會幾乎變成了聚會場所。在場的老英國人，不是在中國出生，就是過去也曾居住於中國。我決定在演講進入研究主題之前，先從上海告示牌的傳說談起，以及公園規定與傳說中那塊告示牌使用的字詞。
我以為臨時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現場聽眾興趣，沒想到適得其反。演講結束後，他們明白地表達對我的觀感：我被指控對於英人身在中國的過去──也就是他們的過去、家庭、人生與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種種不必要的質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說謊，捏造證據以支持我的論點。他們不想再聽到這個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說他們製造問題，每次聽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厭煩。他們說，自己也有中國朋友，有些社員事後還提供事例與照片，介紹他們在中國的老朋友。他們會說，自己還有和以前的家僕聯絡。怎麼會有人認為他們曾對中國人做出這種奇怪的侮辱？我把他們當成什麼人了？
真相需要討論，雖然臺下並非對的聽眾。我選擇提起那塊告示牌，是因為它已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真實紀錄留下的後遺症、紀錄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遺忘與否認將導致什麼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面對歷史的檔案與報紙時，迴避這個議題。至少打從中國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國報紙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標示用詞一直都是不斷相互詰辯的主題。上海當地當然引發論戰，國際報章亦是。一九〇七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秘書處發給記者大批照片與資料，解釋真實的告示牌為何。一九五〇至八〇年代，過去住在中國的外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爭辯此事。同時，上海的導遊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Fist of Fury/The ChineseConnection），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而且，既然列強已經撤出這裡，背後的真相大可輕易忘記。上海公共租界於一九四三年交還。外人占領廣大通商口岸的時代已成過去，只會在中國社這種場合才會重提，甚至現在連中國社也不想提了。過去已經過去，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還差得遠，而且這僅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外國強權在中國的衝擊和後遺症今日仍在，而且對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來的新中國民族主義，更是日益重要。
＊作者羅伯特．比克斯為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本文選自新著《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