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建制裡，老一輩政治人物總是呼籲要凝聚共識，但往往在選票考量下變得立場模糊，兩邊不敢得罪，也兩邊不討好。梅克爾未能適當調整與時代並進，是終結「梅克爾時代」最大的原因。
日前有機會參訪德國、英國、法國這三個陷入政治困擾與領導危機的國家首都。在柏林，在位十三年的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其所帶領的基民黨與基社盟最近在巴伐利亞與黑森邦地方選舉得票率大跌，導致她於十月二十九日宣布辭去基民黨黨魁。在倫敦，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正面臨其「脫歐」方案在意見分歧的國會過關之嚴峻挑戰，她能否續任首相就等十二月十一日國會表決見真章。在巴黎，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遭到「黃背心」示威人士抗議，國內支持度每況愈下。即使馬克宏在外交事務野心勃勃，若無法獲得梅克爾這位老大姊力挺，實力依然存疑。
國內治理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歐洲近幾年接連遭逢歐元風暴、歐盟改革、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烏克蘭，到難民政策爭議、極右派崛起、英國脫歐公投，乃至川普（Donald Trump）當選、歐洲國防自主和中國「銳實力」滲透等挑戰。隨著梅克爾可能淡出舞台，歐盟前景蒙上不確定的陰影。不容否認的是，在她任內這段時間，上述發生在歐洲的危機都有她運籌帷幄、調和鼎鼐與凝聚共識的身影。她的務實風格與強勢作風被視為歐盟最可信賴的穩定力量。
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雖說梅克爾只是辭去黨魁，理論上總理職務仍可以當到二○二一年，但她屬意的接班人、也是政壇密友克朗普凱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能否在年底基民黨黨魁選舉擊退梅克爾政敵梅茲（Friedrich Merz），抑或是由中生代的健康部部長史潘（Jens Spahn）接棒，都深深影響這位德國鐵娘子的引退時程，也牽動「後梅克爾時代」歐洲政治走向。
梅克爾的政治遺產（political legacies）也有受爭議的，這與德國的世代轉型及政治領導無法與時俱進也息息相關。
德國經濟情勢與較低失業率都領先其他歐盟國家，梅克爾政府理應高枕無憂。但政治治理的真理就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are local）。梅克爾當家的十三年裡，德國社會問題日趨嚴重，舉凡人口老化引起的長期照顧和少子化危機問題，連帶擴散到托育、教育、住宅、退休與勞動市場失調等層面。
梅克爾試圖推動接納難民的政策，背後也有著解決勞動不足的戰略思考。遺憾的是，難民議題牽連寬廣，又涉及其他歐洲國家各自的思考（甚或抵制），再加上恐怖攻擊與暴力事件頻傳，終於讓它成為壓倒「梅克爾神話」的最後一根稻草。
基民黨左傾，版圖被極右派搶占
其次，過去十三年間，基民黨從原本的右派政黨逐步向左翼靠攏，甚至已被視為「中間偏左」。基民黨的「社民黨化」，搶走原本社民黨的支持基礎，卻也滋養了極右派力量的興起。極右的「另類選擇黨」（AFD）高舉「反移民」大旗，在地方與聯邦國會攻城掠地。另一方面，梅克爾初期標榜以人道主義處理難民問題，獲得社民黨與綠黨的認同，結果基民黨原本的版圖被極右的AFD搶占，左翼的綠黨也擴張了政治勢力。未來基民黨選出新的黨魁，在政策路線向左或向右是關鍵所在。
而梅克爾等「戰後嬰兒潮時代」（Baby Boomers）的德國政治人物也與年輕族群出現世代差距，讓德國社會更形分裂。例如，在法蘭克福等大城市，早期的移民已經融入德國社會，但部分極右派陣營仍打著「反移民牌」進行妖魔化移民的政治操作。選票的壓力卻讓執政的梅克爾政府不得不低頭讓步，減少接納移民數量，也放緩推動移民政策的速度。
然而，對多數新世代而言，他們在乎的是政府對於工作、育兒、養老以及環境政策上的周延性，他們對於移民反而是持多元開放的心胸。前述在巴伐利亞的地方選舉中，綠黨就是由平均不到四十歲的新世代政治人物領軍，獲得許多支持，年輕選民認同綠黨在移民政策上的多元主張。
未能與時俱進，梅克爾時代告終
如此世代差距反映在既有建制裡，老一輩政治人物總是呼籲要凝聚共識，但往往在選票考量下變得立場模糊，兩邊不敢得罪，也兩邊不討好。年輕世代期待的新社會秩序，是針對移民、環保、同性、種族等敏感議題，能夠有更透明與公開的討論。他們並不擔心移民增加的後遺症，他們爭取的是政府必須在接納多元族裔的同時，確保他們的居住、工作與老人照顧權利。
梅克爾的冷靜、執著性格與堅定奉行自由主義實踐，是她能在政壇屹立十三年的資本。但她未能適當調整與時代並進，是終結「梅克爾時代」的主因。她強勢主導以短期緊縮財政政策處理歐元危機，並無法化解最近在南歐國家死灰復燃的經濟風暴。她的「妥協版」難民政策也讓她付出重大代價。更遑論在部分中東歐國家，開始出現對威權領導的反撲。她的政治遺產，理應平衡看待。
＊作者為外貿協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657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