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一開始就設定「我要來寫我父親的故事，然後我要拿來賣錢」，在這個明確的意識之下，你反而可能寫不出好的作品，雙方也無法建立起良好關係。我最初跟我父親聊天的時候，也沒有想到要把這些東西寫成一本書。
「同理心的想像力」
Ｑ：您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曾經對父親擁有「同理心的想像力」這件事感到欽佩，您父親就算當初在西伯利亞過得非常不好，他也不會去咒罵那些俄國人，因為他可能會去設身處地設想，他們這麼做可能也有他們的原因與苦衷，這本書也確實不時透露出「同理心的想像力」。
但是一般人的父親或祖父，可能不見得有您父親那樣的胸懷，或者是他們因為戰爭遭遇更糟糕的處境，所以口述歷史的結果可能是一部充滿仇恨的作品，這是可以想像的一件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您鼓勵大家說出自己的故事，還有辦法去承擔「建立亞洲各國之間的信賴關係」這樣的任務嗎？是不是受訪對象一定得是一個心胸開闊的人，不然老一輩的負面記憶豈不是反倒讓亞洲各國的關係惡化？您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Ａ：一個人若是不斷反覆訴說仇恨，恐怕你問的問題就是針對仇恨而來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會有比較愉快的時期，也會有比較辛苦的時期，如果你不是很全面地去了解這個人的話，只是針對他很痛苦的時期窮追猛打，得到的就一定都是痛苦的記憶了。所以講話的人不見得有問題，而是發問的人有問題。
此外，如果只針對受訪者特定時期的訪問結果，去推而廣之，「認定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這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不能只針對一點去擴散到這整個人的一生，而是要對受訪者進行全面的理解，受訪者也才會值得你尊重。如果你只談最仇恨、最醜陋的部分的話，他自然不值得你尊重，因為這是最負面的情緒。
以我作為一個日本人的身份來談這一點可能不是很合適，不過如果以我本身為例，如果我只問我的父親對於蘇聯有沒有什麼樣的仇恨，這種帶著目的性的問題可能就會得到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可能不是什麼最好的回答，但就一般而言，每一個人都是有好有壞，所以發問的人應該要負起責任。
Ｑ：您當初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設定的讀者對象是誰？是日本的一般國民、包括其他在二戰時遭到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人民、或者是寫給所有人看的？
Ａ：我是打算寫給全部的人看的，這本書也在包括台灣以及韓國出版，我並沒有做特別的設定。
Ｑ：這本書提到了日本從二戰的戰爭到戰敗的社會史，在時間上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內容對日本的讀者來說，可能是更了解自己的社會過去是什麼樣子的，包括您的父親在戰後被送到西伯利亞強制勞動。但這些問題對於被侵略或被殖民的鄰國國民而言，可能就比較遠了一點，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