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伊士運河危機加劇巴拿馬運河的主權爭議
蘇伊士運河危機最後導致英國艾登政府垮台。但美國沒想到的是，蘇伊士運河危機卻反而加劇了日後巴拿馬運河的危機，受到鼓舞的巴拿馬人，開始為奪回巴拿馬運河主權而不斷的向美國示威抗議。在國際輿論與中南美洲國家的支持、甚至是巴拿馬政府揚言不惜炸毀運河的威脅下，1979年9月7日美國的卡特總統（Jimmy Carter，1924～）和時任巴拿馬領導人杜里荷將軍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Torrijos－－Carter Treaties，又稱《杜里荷－－卡特條約》）》－－將運河的控制權轉到了「巴拿馬運河管理委員會」。1999年12月31日，美國依約交出巴拿馬運河的全部管理和防務權，美軍同時也全數撤出。可惜的是杜里荷將軍在1981年不幸因飛機失事而喪生，有關失事的原因有很多傳說，但美國卻強力阻止了對杜里荷墜機原因的調查，曾為CIA間諜的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在他所寫的《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1、2、3，時報出版》書中就直指杜里荷將軍就是美國中情局所暗殺的。
不過意外的收穫是，英國人在這次衝突之後才完全了解自己已非昔日的「日不落帝國」，只能依附於美國才能有發言權，二戰之後的「美英盟邦」正式誕生。但是由戴高樂領導的法國卻選擇另一條──與美國霸權對抗的策略。戴高樂試圖利用美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爭取建立一個在法國領導下的半自治歐洲，以法國所推出有別於美俄的「第三條道路」，從而重新塑造法國在世界上的角色（註七）。之後法國不但成功試爆原子彈（1960年）、和平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1962年），還與中共建交（1964年），並能靈活遊走於美俄之間，甚至與德國聯手推動歐洲的整合，讓歐洲成為一個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型經濟體－－「歐洲聯盟（EU-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而這一切就如同戴高樂的名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取決於國家利益，而不取決於意識形態。」
在1950年代前後，歐洲有2／3的石油要經過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期，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團結在一起，敘利亞切斷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輸往地中海的管道、沙烏地阿拉伯對英國、法國兩國實行了石油禁運、科威特的供油系統暫時停工。這是阿拉伯國家第一次以石油作為武器，西方國家也在這裡嘗到第一次石油禁運的滋味。
結語
在事件結束的隔年（1958年）2月，埃及與敘利亞合併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同時加大對外輸出阿拉伯民族主義。7月14日，伊拉克發生革命，眾多王室成員遭到革命份子的屠殺。鄰近的黎巴嫩與約旦也遭到波及，逼的黎巴嫩總統卡密拉․夏蒙（Camile Chamoun，1900～1987）和約旦國王胡笙（King Hussein，1935～1999）不得不同時向美、英求援。隔天，美國總統艾森豪不顧國務卿杜勒斯的反對，堅持派出第六艦隊（United States Sixth Fleet）到地中海東部，14,300名美軍登陸黎巴嫩，英國也派出3,000傘兵空降於約旦。趁這個亂局，中共以「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要引起全世界注意臺灣問題」為由，於8月23日17時30分，開始大規模砲擊金門、馬祖──「八二三砲戰」爆發，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共在發動砲擊金門之前，並沒有事先知會蘇聯，這讓克里姆林震怒無比，蘇聯擔心美國會以武力介入而使蘇聯被中共拖下水，美蘇難免一戰，結果導致中蘇因此分裂（註八）。不管如何一連串的動亂，讓美國傷透腦筋。不過由於在前一年吃了美國的虧，基本上在臺海危機爆發之後，英法也不十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最特殊的是，由於埃及的霸權主義政策，1961年9月28日敘利亞宣佈退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註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