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對台灣社會來說一直是個敏感話題，尤其近2年來重大刑案頻傳，每當重大刑案發生時，種種矛頭便射向廢死團體，任何廢死言論皆成為箭靶。張哲龍說，最早收到劇本時，並沒有太多人在探討死刑議題，但當他讀完劇本開始構思戲劇時，社會卻突然發生許多隨機殺人案，死刑成為熱門話題，一時之間團隊也相當擔心，會被外界認為推出《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是刻意炒作死刑存廢議題。
藝術家責任是把問題提出來 讓觀眾去思考、找解答
「我們並不是站在（死刑）廢除與否的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情。」張哲龍說戲劇或者藝術家的責任是把問題提出來，讓觀眾去思考、找解答，這才是戲劇最大的責任，而不是給答案，「如果給答案，那就是廣告，那就是政令宣導。」因此他並不希望像教科書般地講些大道理，僅希望能在由媒體主導風向的輿論型社會，提供觀眾另一個角度的思考方式。
為了瞭解真實的監獄面貌及死刑犯心理，演員及整個製作團隊都做了不少功課，劇團找來廢死聯盟及司改會幫忙，透過大量閱讀相關資料及訪談讓劇本能更逼近現實，並請曾被判死的司法受害者徐自強來思劇場講述經驗，徐自強的死囚經驗讓張哲龍相當震驚，而除了震驚外，最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人類世界的共通性。
死刑犯兩百年前的對話 至今仍然適用
「應該說人類的世界是共通的，雨果那個年代寫下的東西，跟我們後來在採訪徐自強、蘇建和的時候，竟然經過一百年、兩百年都還是雷同的，而且不只是情感，還有執行的過程，死刑的型式不同，現在是槍決、過去是斷頭台，可是在情緒、還有對話，竟然有很多雷同之處，例如說獄卒跟死刑犯的對話，我們覺得起雞皮疙瘩，人類竟然那麼相似，死刑到現在竟然大家討論的話題都還一樣。」
距離雨果創作此書的年代又過了將近兩百年，如果在這兩百年來，人類面對死刑還是在同樣的問題上打轉，那算不算一種可悲呢？張哲龍並不這麼認為，他說可悲的並不是台灣廢死與否，可悲的是台灣人「還沒有機會好好討論這件事情」，好比某些國家可能已經在這一、兩百年內討論完畢，並決定是否廢除死刑，但台灣卻還是連討論的空間都很少，他並感謝這齣劇也讓自己關注這些事情。
金鐘影后朱芷瑩：從不關心死刑到改變想法
張哲龍並不是唯一一個因為這齣劇開始關注死刑議題的人，陳以文及朱芷瑩同樣因為這齣戲而對死刑有了不同的看法，靠著演出客家劇場「新丁花開」勇奪金鐘獎戲劇節目女主角獎的朱芷瑩，言談裡充滿對劇場的熱愛，說戲劇出身的自己回到劇場演戲就好像「回家」一樣。在劇中分飾死囚妻子、母親及受害家屬3個角色的朱芷瑩說，為了讓每位演員揣摩好不同立場、觀點的角色，劇團建立了一個資料群組，每當看到相關的報導及資料便丟上去跟其他人分享，當提起過去訪問被害家屬的經驗時，她馬上興奮地向我詢問相關報導，說希望能參考揣摩，認真的態度讓人頓時了解「影后就是影后」。
這樣認真蒐集資料、揣摩角色的過程改變朱芷瑩的某些想法，她說在演出《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前，自己並不特別關心司法、死刑議題，也不覺得這個議題與自己息息相關，即使直到現在，她仍不希望《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有明確「支持」或「廢除」死刑的立場，但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想法確實一點一滴地改變了。「我過去每次看新聞也是跟大家一樣罵這個就是該死阿，不會思考太多，會被媒體、新聞帶著走，媒體給我什麼觀點就會順著那個觀點來思考，但是現在我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她笑笑地說，演出《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後開始想從不同角度挖掘出事件背後的真相，這是演出後較大的收穫。
對死刑想法的改變也反映在戲劇角色的安排上，朱芷瑩說過去某一版劇本中的主角其實像徐自強一樣是被誤判的，但在她與張哲龍有一次看到死刑犯的專題報導後，開始意識到如果要更貼近大眾想法中的死刑犯，「死刑犯必須真的有殺人，他必須真的有犯錯。」才能讓觀眾進一步去思考死刑犯犯案後是不是也會懊悔、也會痛苦，才能引導觀眾有不同面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