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後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於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像。」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後，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後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後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係、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於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