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台重新建立起外交關係之後，中國在1980年代的回應則是擴張其駐華府大使館的人員規模與職責，使其能夠致力於經營與美國國會的關係。不過中國的外交官員依舊沮喪地看到台裔美國人組成支持台灣獨立的團體，像是在美台斷交逆境中，依舊展現出推動議程能力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在影響國會方面，北京也繼續以國民黨政府為師，經營與國會議員的良好關係，歡迎許多由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組成的美國代表團到訪。負責此事的單位主要是成立於1949年的統戰單位—中國人民外交學會（CPIFA）。雖然CPIFA並非政府組織，但它的官方色彩與跟中國國務院的良好關係，使其依舊堅定執行政府政策，並且與具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合作。1972年至2002年，CPIFA在中國接待了四千多名重要的美國人士。
除了國會議員之外，國會及國會研究處、圖書館等單位的工作人員也非常喜歡訪問中國。為了避免造成利益衝突，或者違反外國遊說的法規，他們出訪的費用通常也由美方支付，CPIFA僅負擔中國國內的部分。國會工作人員的訪華行程通成一年兩次，除了與中國官員見面，討論美中關係的重要議題，也包括到國會感興趣的地區參訪。
相較於中國的CPIFA，促進國會訪華的美方對口單位包括了美國亞洲研究所（US-Asia Institute）、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亞太交流基金會（Asia-Pacific Exchange Foundation、又稱遠東研究所）。這些組織與CPIFA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會（Better Hong Kong Foundation）合作，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主辦了其中大多數訪華旅行，將上千名美國國會的工作人員帶到包括新疆與西藏在內的中國各地，這也增進了他們對中國發展的理解。
1989-2001：美中關係低潮
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國會對於美中交流的支持不再，國會工作人員代表團訪華的數量也隨之下降。國會過去對於建設性交往的興趣，已被憤怒與制裁中國政府的衝動所取代。因此北京更為倚重美國商界，特別是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Emergency Committee for American Trade），他們說服國會不要停止對中國進口商品給予關稅最惠國待遇。中國大使館與中國政府支持的遊說者也持續說服國會議員，中國的實際情況比美國媒體當時所報導的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