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發表的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回響。不過，陳佐洱的言論有其正面意義，原因是「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後殖」、「戀殖」等詞彙的意義，向來在香港語境之中含混不清，此時拋出這類言論，或可令更多人從歷史角度回顧九七的意義，以及香港當下處境。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新加坡學者關詩佩，在2010年的論文〈親近中國? 去中國化? 從晚清香港「總督」的翻譯到解殖民「特首」的使用〉裡，觀察細膩、見微知著地從香港首長稱號九七前後的變化，思索於香港脈絡之中，「去中國化」、「去殖民」與「再殖民」之間的關係。文中末段的總結，很具啟發性：
「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裡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甚至就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機構行政總裁（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理念。我們不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2013年，《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歷史在這裡沈思〉，對北京想像中的「去殖民化」，亦有相當精彩的批評──文章指中方渴望實現的「去殖民化」，客觀效果卻是「去中國化」。文中所舉的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20年代、港督金文泰時期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這所學院成立的目的，是以推崇舊學、建立香港自身的「文化中國」身份意識，「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這即是說，英人當年的治術精要，是透過保留某種古老「中國」，以抗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國」想像、作為中港區隔方式。這與親中人士喜歡強調英人著意「同化」的殖民地時代印象，有著一定距離；英人時代留下的東西，也就成了有中國文化餘韻、如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紫砂茶壺論」所說不能去掉的茶垢。可是，中方著意實行的「去殖民化」，就是希望把英人時代留下的、不利權力集中的都清洗掉。
英人善用在地文化元素的陰柔管治手腕，背後一大動機，是為避免觸怒民眾，以節省鎮壓所需的成本；而事實上，英帝國的擴張過程，並非經「中央政府」仔細規劃、著力延伸權力的結果。有關當時英國主事者對殖民地看法，由加拿大學者Stephanie Williams所寫、參考英國殖民地部大量殖民地總督的書信與各類文件、在2011年出版的Running the Show: Governo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57-1912，是值得一讀的著作。書中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提到曾任英國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52年便聲言殖民地將會獨立，這多少反映建立與維繫殖民地，並非英人首要熱衷的事（Disraeli原話: “These wretched colonies will all be independent, too, in a few years, and are a millstone round our neck.”）。
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近著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也有相類觀點。書中他舉例，指英帝國擴張之時，在所羅門群島之中，英人只選最細小的圖拉吉島(Tulagi)建立據點，因為這方便他們以最低成本管理。這都呼應了三聯出版《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當中的一段話：「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並無領土野心，只是為了加強對華的貿易。一直以來，英國亦無同化香港華人的打算，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港府一般都能容忍華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過活。」
作為海洋國家，英人的權力觀，與大陸國家大相徑庭。海洋無邊界，人事經常流動，不同於大陸人事相對固定、易於行使中央集權的特點，所以海洋國家傾向以節衷與尋求合作、而非訴諸於強權與力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大陸國家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因著權力觀的不同，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人數比法人少，亦因此，法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比英國殖民地血腥與暴烈。
海洋與大陸國家之別，所以與九七前後的香港發展相關，是因為於中國歷史之中，海洋的政治重要性相對地低，中國與法國一樣、都可被歸類為大陸國家。如果有關「殖民」意涵的關鍵詞，是「支配」與「從屬」，那麼九七後的香港，其實更接近於「殖民地」狀態；有些學者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自動處於「後殖」時代，實在是捉錯用神。事實上，按內蒙作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說法，中國早已在內蒙古建立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曾企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這都是中國治下的香港、經常聽到「權在中央」一類說法的政治背景。
至於「戀殖」相類用語出現的時空，則可回溯至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日治下的台灣人希望透過學習「日本文明」、取得進步，從而抗衡日人身份政治同化與擠壓，這使日語流行。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嘗試廢除日語，遇上民意反彈，使得官員批評民眾被「奴化」、「日本化」，結果激起更多眾怒，釀成民眾大規模反政府、繼而受政府暴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
歷史似乎總是以不同方式重覆，可惜的是，很多時候，人類都不能認真從中吸取教訓。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原文刊於香港《蘋果日報》，本文為原文之增補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