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英國工黨黨魁選舉結果印證了民意調查的預測，工黨左派的柯賓（Jeremy Corbyn）當選了。選民高唱「紅旗飄揚」歡慶柯賓當選之時，媒體將其中年輕選民對他的熱烈支持描述成「一時激情」。而了解年輕人意向的人都清楚，他們的激情決非一時，他們有非常實質的個人關注和考量，他們對柯賓的支持，反應的是對自身未來的擔懮和急求改變的慾望。他們確確實實身處於一個沒有安全感的時代。
這也讓我想到回台灣期間曾和家人聊到年輕人就業問題和台灣完全缺乏保護的就業環境。弟妹告訴我，在一般私人企業裡上班，無薪勞力是很普遍的，晚上坐辦公室坐到八點多，也不叫什麼「加班」﹐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下班時間到了」這回事。
無薪勞力在英國是違法的（除非僱員是仍在就學的實習生，若實習工作是學習的一部分，無薪則不屬違法）。而許多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私人公司做實習或基層工作，卻經常遭受這樣的剝削，特別是在創意產業（包括電影業，出版業和各種媒體）裡。我自己20多年前也有過這種經驗。為取得專業經驗，也為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要擠進公司大門，我們大家都走過這條路。當時的我也曾在數家電影製片公司做研究工作，勞力付出後老闆拖欠工資之事不只一次，有一回還得以記者工會會員之名抗議，老闆才付薪。
年輕人，包括剛畢業的大學生，早成了彈性大的本地勞動生力軍。這支勞動隊伍是《Precariat》這本書的主角之一。《Precariat》為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發展學系的蓋史丹丁（Guy Standing）教授非常有影響力（也多具爭議性）的一部著作，《Precariat》是兩個字的組合，precarious和proletariat，前者是「危險的，艱難的」，通常被用來形容部份工人階級的勞動狀況，後者意為「勞動階級」。兩字的合併意指勞動階級裡出現的一支具有潛在顛覆性的勞動群，我們可暫時將它譯為「顛覆性的勞動階級」。史丹丁教授指的是自1970年代全球市場開放，新自由主義當家，剩餘勞動力的大量增加（這個過程產生了20億多名的勞工），工資全球性地受到擠壓，階級之間的收入差異增大，勞動階級加速貧窮化，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層化，形塑了這支位於最底層的勞動生力軍。他將這最底層叫做「顛覆性的勞動階級」，他們的最大特質是不穩定的勞動力，職業認同的缺乏，「現金」經濟（工資的支付經常是現金形式，沒有記錄），不享有權利和安全感，且經常負債纍纍。「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憤怒且分歧的」（缺乏組織），史丹丁教授說，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具有「顛覆性」。
姑且不論您是否同意「勞動階級分層化」之說，也不論您是否讚同「顛覆性的勞動階級」這個稱謂，不可否認的是，它所指的其實是我們多年來早已看到的底層勞工群越來越擴大的現象。而且這底層勞動群不僅是包括傳統的體力勞動的藍領階級，也包括了廣大的，勞動力彈性極大的年輕勞動者，他們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對自身未來發展原本多抱有很大的期望。
「實習生國家」（Intern Nation）一書作者羅斯伯林（Ross Perlin）與史丹丁教授論點相近，他指出，事實上在過去20多年來的就業環境裡，兼職，自僱，和臨時勞力其實越來越成為主要勞動力，實習生也已成為這種非全職勞動力的一部分。「全美國每年有將近兩萬實習生，其中一半是無薪勞動。」他這麼說，「甚至可在美國白宮裡看到工作超時的實習生。」伯林先生認為這個底層的勞動力（包括兼職，自僱，臨時員工，移民勞工，實習生等等）已佔了已開發國家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他將這個勞動群稱為「身處險境的勞工」（precarious workers），他們各自雖有特殊性，但同時有一共同點，就是他所謂的「險境」，也就是惡劣的勞動條件和環境。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可在最近驚人的一則新聞裡看到﹕聯合國在日內瓦僱佣的一名無薪實習生，因沒錢租房，竟住在日內瓦河畔的帳篷裡。這位22歲來自紐西蘭的實習生，根本無法支付這個瑞士城市裡高昂的房租，只好忍受大風大雨每天睡在不防水的帳篷裡，早上還換上西裝，把帳篷收起來，放在背包裡帶到辦公室。被瑞士記者發現這回事後，他說，他沒有富有的父母，無薪工作，睡帳篷是不得已的。他坦誠表示，無薪實習讓他很憤怒。他不清楚辦公室裡其他無薪的實習生是如何解決住宿問題的。他們都是各自面對此制度，沒有（工會）組織的，坐辦公室的年輕藍領。
在英國，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也面臨同樣處境。一半以上的英國大學畢業生找到的工作都是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學歷過高「是普遍現象，且據人力資源管理協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 Development, CIPD）表示，已達「飽和狀態「。該協會表示有將近60%的大學畢業生「正在做不是大學生做的工作「（意思是不需大學學歷的工作）。這些工作不需要他們的技術和知識，而且普遍低薪。這個情況造成的是學生自身教育投資的浪費，也導致這些畢業生負債問題嚴重（很多人貸款唸書，大學畢業後的低薪工作讓他們無法還債）─45%的大學畢業生無法以他們的工資還清學生時代的債務。
據「創意媒體勞動調查」顯示，創意產業裡員工有最高的教育水平，78%持有大學學歷，27%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而接受調查的5000位員工裡，有77%曾做過無薪實習生。學歷高而起點低，並且這「起點「經常維時數年：從無薪昇到低薪，然後多年薪水未能上漲，這是多數年輕員工的經歷。
這也就是史丹丁教授所說的，高學歷的，無所歸屬的勞動力，陷於經濟弱勢狀況，他們無法發展出專業認同。他表示，在英國每年創造出的就業機會，有70%的工作都是兼職的，而不是早上9點到下午5點的全職工作。特別是創意產業裡的兼職者很多，他們剛畢業時，一般會到私人公司做實習。泡茶、發電郵、跑郵局，剛起步的年輕人什麼都得做。而也有「有幸者」能脫離這些瑣事，成為老闆助手，甚至接管人事聘用等等事務，而他們的收入不見得能得到調整。英美都曾有實習員工因收入與工作內容不符而控告公司的案例。我個人也曾見到這樣的情況：一位名導演總是喜歡僱傭剛畢業的大學生，因為他們是忠實的勞動力，他們為了進入電影業，忍受無薪加班，導演隨叫隨到，他們將自己的生活奉獻給工作，每日都是工作日。那些幾年來表現優異的大學生，工作責任被加重，導演讓他們擔任製片的角色，而同時卻領取「打雜」工資，其中一位大學生因長年工資未調，最後身心疲憊，不得不離職。
在創意產業裡，年輕自由工作者（freelance）也特別多，畢業後就開始走這條路的年輕人，在販賣零件勞力時，每一不相識的同行人都可以是競爭對象，特別能感受到無組織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在「人脈」缺乏下，也更難發展出自己的專業方向，更不用說職業認同了。自由工作者唯一克服這種不安全感的方式，是加入專業工會，才能有機會與同行人交換心得，了解職業環境。英國記者工會裡最大的部門是「自由工作者部門」，他們經常探討的議題，就是個人在孤立的自由工作環境中如何爭取自身權益。
面對新自由主義下「社會團結機制的分解」（組織力量的被減弱），年輕人可以如何尋求改善惡劣的就業環境，如何組織這個龐大而分散的勞動群體，是工會目前最大的課題之一。一些大工會裡面特殊工會部門的成立概念，比如團結工會裡面許多人提議的「波蘭工人組」的成立，可說是對特殊勞動群需要的回應，而它同時反映的是底層勞動群之間的分歧，因而也有許多工會人士反對這些分別工人組的成立。要如何克服分歧，是史丹丁教授關心的問題，在「社會團結機製的分解」下，他說，這分歧的「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有可能「右轉」，被極右勢力吸收。年輕人面臨的就業環境問題也是工黨新黨魁柯賓的關注議題之一，他已特別針對年輕人的無薪實習和低薪問題，強調必須反轉目前工會力量在保守黨政府下的消減，那是底層勞工要脫離「險境」的第一步。
＊作者為獨立記者。曾任英國《衛報》記者，專責勞工、移民、少數民族社區等議題，並以《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2009年入選奧威爾獎；在台出版作品有《隱形生產線》、《隱形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