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新加坡大選日，總理李顯龍說，本屆大選是重大轉捩點。對執政黨而言，若然將往後國會大選的潛在變數亦考慮在內，這判斷可能仍然言之尚早。但對反對黨而言，這斷語卻算中肯。如果說2011年大選，是一場「分水嶺」選舉，那麼從反對黨角度看，「分水嶺」的一大意就在於反對黨的競選能力──不論是候選人質素、人數以及得票率──大增。而今屆大選，確實也是反對黨的重大轉捩點，不同的是，這個轉捩點，是指包括工人黨在內的反對黨輸得相當徹底──執政黨的得票率沒有再創歷史新低，反而增加近10%；工人黨連自己原來的票倉，支持率都在流失。事後，革新黨(Reform Party)的Kenneth Jeyaretnam，很酸溜溜地說了一句：「新加坡人得到他們值得擁有的政府。我不想再聽到任何投訴。」(Singaporeans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I don't want to hear any more complaints.)
如果要說，香港可從這場選舉學到甚麼，其中一點，就是進一步認識現實生活中選舉威權主義的具體操作──很多人可能認為，對執政黨有利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是選舉威權主義的一大魔鬼細節。但很可能這只是果，而非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大概在於選民的文化性格與取態。
選區劃分是果 選民性格才是因
論候選人質素，反對黨其實算能承接上屆的表現。今年八十四歲、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以及最早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資深傳媒人陳加昌，接受台灣《聯合報》訪問時說，「反對黨也有人才，他們都是新加坡的資產」。受訪期間，陳加昌更似是對反對黨的大選結果感到樂觀，說「這次選舉若是『分水嶺』，那代表巔覆了過去選民思維。這不代表否定過去，而是傳承以往的基礎，面對新的挑戰。」
大選結果公佈的那天晚上，認識的新加坡朋友都對結果感到很意外，甚至極為失望。畢竟，大選期間，不少媒體的buzzword，都是「新加坡國會競爭激烈」，不少焦點都放在工人黨的造勢大會規模如何比以往大、人數比執政黨的多，又或者缺席選舉十五年的新加坡民主黨徐順全，如何成功洗去昔日政府加諸的種種污名、「脫胎換骨」；徐順全在新加坡商業區，舉行午間造勢大會完結後數小時、仍有長長的人龍、等候索取他的簽名，也得到不少人注意。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在報導中寫道：「這兩周激烈的選情來看，不難發現新加坡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政治課題的討論比過去熱烈，也更敢於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不再對政治感到冷漠。」在這氛圍下，很容易會有種印象，就是形勢對反對黨有利，至少不至於會大敗。觀察新加坡政治的Derek da Cunha在文章Scenarios And Implications預測大選結果時，亦沒有預計工人黨保不住原有的三區。這大概解釋了不少新加坡友人都感到意外的原因。（註一：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導GE2015: 10 things many did not see coming on Polling Day，詳列了令人大跌眼鏡的十點）
任何在大選結果公佈後的分析，總難免會有點事後孔明的味道──特別是當近年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屢屢令人感到意外。我還記得，2013年初，榜鵝東(Punggol East)補選前一晚，一位與政府有連繫的新加坡長輩，也沒有信心預測選舉結果。結果，工人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意外地高於人民行動黨超過10%，當時有學者形容，結果猶如執政黨的火警警號，不再只是wake up call。而在這場選舉前，執政黨已在努力改善形象，例如在2012年開始籌辦「全國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令民眾就往後的國家發展方向與政策細節，有更多發言權。即便如此，政府在2013年推出建議引入更多外來人口的人口白皮書之後，還是觸發了當時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
大選塵埃落定之後，馬上有新加坡網民發現一篇發表於八月中、預測相當準確的文章(註二：TRE- PAP will do very well this election)，指今屆大選執政黨有很大機會取得比2011年大選好的成績。文中列舉的芸芸因素中，比較值得留意的兩個因素，與外圍因素有關：一個是大馬首相貪污醜聞、提醒了選民政府質素的重要性；二是經濟大環境，隨中國經濟增速放慢而出現更多不穩變數。是以在此脈絡下，李光耀因素與50週年國慶經常提到的執政黨政績，變得比很多人想像中重要。
國民保守 不願冒險改革
其他媒體，其實也提過相類的因素。例如《金融時報》，提到新加坡值得觀察的五點之一，是星國經濟在放緩。競選期間，新加坡報章Today亦有報導說，自2011年大選後，現在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相當高。不過由於新加坡政府禁止媒體在選舉期間公佈任何選舉民調，所以一般觀察都從2011年大選以及2013年補選發展，乃至最近各選舉活動與網上言論來留意選民動態，未必就會立即認定以上所述，就是具決定性的參考指標。大選結果反映的，是選民縱然對執政黨有所不滿，但在未來不穩的情況下，寧願選擇讓有鮮明往績、且近來已按民意壓力修訂政策的執政黨帶領國家、繼續維持原有的黨國關係，也不太願意冒險讓主張大動作改革（如削減國防開支、增加稅收、推行最低工資等）的反對黨增加議會內的影響力。這種思路其實很接近執政黨以往積極灌輸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不要以國家前途作賭注」等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即使歷經2011年大選，這種國民保守性格其實沒有出現多大變化。有新加坡友人在結果公佈後，便是按此國民性格理解，估計反對黨空前受歡迎的造勢大會，也是中間選民更積極支持執政黨的一大推因。
細閱各區得票數字，會更容易理解選民的變向與取態。在不少選區，人民行動黨都是以約30%-50%得票率差距，大勝反對黨。工人黨表現最好的選區，與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好的選區得票率相差，達超過20%。
選前，《海峽時報》指有五個選區的戰況很值得觀察，這五個選區分別是：阿裕尼集選區(Aljunied GRC)、東海岸集選區(East Coast GRC)、鳳山單選區Fengshan SMC、榜鵝東單選區(Punggol East SMC)、麥波申單選區(Macpherson SMC)。這些選區有幾點值得留意：
一、工人黨的支持率在流失：
在榜鵝東，於2013年補選，原以超過10%得票率相差大勝人民行動黨的工人黨，今屆得票率下跌約5%，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則增加8%、以3%得票率相差勝出，但即使如此，這仍低於人民行動黨2011年大選在此區勝選時的得票率差距(13%)。在阿裕尼，雖然工人黨最終以近2%得票率相差險勝，但成績比2011年的得票率低4%，不過仍然比2006年高7%。相比之下，工人黨為時較長的票倉後港，成績更令人關注。雖然工人黨仍然以57.69％得票率，大勝人民行動黨的42.31％，但表現仍繼2011年大選之後，繼續下滑，低於2006大選時的62.74%。不過縱觀工人黨各參選區，表現最好的仍然是後港，其次是阿裕尼；
二、鳳山單選區：
這是新的選區，有傳這是因2011年東海岸集選區執政黨表現不好，而分割出來的選區。這區多數人住在政府組屋，最後人民行動黨以近六成得票率，勝於工人黨的42%；
三、東海岸集選區：
這區較為富裕，有近半人口居於私宅。2011年這是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差的集選區.今屆選舉工人黨的競選隊伍包括新人、社會系教授吳佩松（Daniel Goh），選前有不少人估計工人黨在此區能有勝算，但結果以39.27%，落敗於人民行動黨的60.73%，且更低於工人黨2011年在此區的得票率、但略高於2006年得票率約3%。
四、麥波申單選區
這同樣是新選區，有九成人居於政府組屋。此區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陳佩玲(Tin Pei Ling)，在2011年參選時，表現不斷受新加坡民眾譏笑。但在今次選舉，在這區的三角戰中，她取得65.8%得票率，遠高於工人黨的33.6%。
擺脫依賴 或比想像中長
總括而言，影響大選結果的因素，可以是外圍經濟因素、對執政黨有利的制度因素、對執政黨有利的制度因素（註三：例如選區劃分，以及基層組織受執政黨控制，且據說自2011年大選後，執政黨更著重透過基層組織增加支持）、反對黨的政治理念與宣傳方式、新加坡人只愛求穩定的心態、人民行動黨批評工人黨實際管治能力不佳及各種恫嚇策略湊效等。但這並不完全具說服力，因為這些因素，多少也在執政黨受挫的2011年大選出現過。可以說，新加坡的選民並非完全抗拒權力制衡的概念，不過國家數十年來灌輸的意識形態，其社會影響甚深，故此民眾會嘗試轉而支持反對黨，但在過程中，要擺脫歷經李光耀強人時代之後、對現有執政黨管治模式的依賴，並不容易。從這個角度看，外圍政經氛圍，是較具影響力的因素，因為選民大都是重實利的務實主義者。也許因緣際會之下，未來這些務實主義者會更為支持工人黨empower your future這種較重視民間自理能力、非凡事依賴政府解決的政治理念，從而令反對黨有更多生存空間，但這過程需要的時間，可能比很多人想像中長。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原文刊於香港《明報》〈星期日生活〉，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