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俘虜境遇悲慘,哪一國都一樣:《活著回來的男人》選摘(3)

2015-09-26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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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反覆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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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而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三〇〇萬盧布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卡爾波夫前揭《史達林的俘虜們》)。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份的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愛蓮娜‧卡達所諾娃《關東軍士兵為何遭拘留西伯利亞》社會評論社,二〇〇四年)。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這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的,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為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其著作《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獲得三得利學術賞;《「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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