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二開始就職於富士通信機的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一月，日軍已經由瓜達爾卡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了。這次撤退的公開說法是「轉進」。就算是年僅十七歲的謙二，也覺得這是個「詭異的詞彙」。廣播上的評論家們也這麼說「轉進實在是很好的一個詞。要是沒通過升學考試，就轉進其他學校吧」。
這一年的五月，阿圖島（AttuIsland）守軍全數被殲滅，官方公開說法為「玉碎」。從夏天開始，謙二自家附近，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收到了裝有戰死於南方的丈夫遺骨的小木箱—實際上許多只是裝著戰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還留有當時某位遺孀，帶著三個小孩回鄉下的記憶。
大約同時期開始，附近的召集令已開始多了起來。不過，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
「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送家人上戰場的。周遭的人們都瞭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學文科生不能再緩徵，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們在車站喧囂嘈雜。因為如果遭到徵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學生們會到車站歡送將搭車回本籍地的同學。從公司下班搭車通過新宿車站時，可以看到車站對面聚集了二、三十個人，圍成一圈。或是唱軍歌，或者唱些摻雜卑猥內容的民謠、豔曲，虛張聲勢的逞強喧鬧。看著就飄盪著一股異樣的氣氛」。
在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上，召集令也越來越多。最初的時候，職場還會舉辦壯行會，到一九四四年的後半幾乎都不再辦理了。地區的町內會活動等，也呈現低迷狀態，防火演習也只是走走過場虛應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會跑出來參與接力傳遞水桶的訓練，但在上班的謙二，則從未參加過這種演練。
隨著物資調度越來越窘迫，配給米減少，麥子、小米、芋頭等替代食品份量隨之增加，帶有鹽分鹹味的東西，就被當副食配菜，配著扒飯進食。精米被禁，政府宣傳糙米更有營養，但直接吃的話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準備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後，再插入棒子搗成精米。
特別是糖類，幾乎處於完全缺乏的狀態。謙二於一九四四年夏天，從富士通信機回家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賣剉冰，便與友人一同買來吃，雖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顏色，但吃來一點甜味都沒有。即便如此，仍然從四十五日圓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錢買下一碗。以現在大學畢業生首次就業的平均薪水來換算，等於一碗剉冰大概要日幣兩千日圓（譯注：約台幣六百多元）。那一年的秋天，謙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還吃過乾柿子，價格也同樣要五十錢。
物資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類或菸酒等嗜好品，如果沒有靠關係就無法取得。軍隊還有配給糖類，所以如果有認識的人，還可以從這方面取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透過附近熟人的關係，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漬」（譯注：奈良風味的醃菜），那時的感動謙二都還記得。在新丸子吃到的乾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透過某些關係，偶然之下取得後拿出來販賣的。
中野自宅的浴室，因為無法取得作為燃料的煤球，所以沒辦法燒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換熱水，晚上去洗澡時，熱水都散發出一股惡臭。夏天用的襯衫也無法取得新品更替，破掉就以接布縫上將就著穿。富士通信機的大學畢業職員，大概從一九四四年夏天左右，也不再穿西裝，而換上了國民服、打上綁腿。
雖然生活上有不安與不滿，但連表達的手段或餘裕都缺乏。一方面謙二還沒有參政權，另一方面謙二也不記得伊七有去參與過選舉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贊會推薦候選人，是由政府拿出臨時軍事費充作選舉資金，舉行了所謂的「翼贊選舉」，但謙二卻不記得周遭有任何關於選舉的話題。
另一方面，父親雄次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辭去了北海道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故鄉新潟。雄次在組合中獲得相當的成就，藉著產業組合的公事仍有機會來東京，一年可與謙二見上幾次面。但是依據謙二的記憶，雄次辭職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一九四一年雄次信賴的一個部下，挪用組合的經費，而且被察覺，雄次只好以私人的財產填補這個財務空缺，並且負起責任辭去組合的工作。
已經六十歲的雄次，存了一筆在當時算相當充裕的存款，帶著這筆錢回到老家新潟。但從戰爭時期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後，飛快的通貨膨脹，早就讓雄次這筆財產雲消霧散。謙二如此說明。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並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盡量存錢，以備退休老後的用度，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讓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後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這種連國家都面臨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對應。大部份的人們，都只是站在過往經驗的延伸上，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無法對應大時代的變化，任誰都是一樣的。謙二與富士通信機的同僚們，偶爾會談起戰爭情勢，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帶著點希望的觀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島守軍也「玉碎」了。從宣告「玉碎」的廣播播音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到這個時候，大家終於察覺到敵人正在急速的接近東京。
如果照這個情況下去，美軍以塞班島為基地便可以空襲東京，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可是，「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們，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願去想結果了吧」。
報紙上一成不變的，仍在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後，東條英機內閣雖然垮台，但「既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說如此，當時的報紙也不是全面性只有迎合上意的報導。一九四四年二月，『東京日日新聞』刊登了一整面以「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與「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為標題，解說戰局的報導，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首相，事件甚至發展到對執筆的三十七歲記者，處以懲罰性徵兵的地步。
可是自家中應該有拿到『東京日日新聞』的謙二，卻不記得有讀過這篇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餘裕的上位者，或許讀了會有點什麼想法吧」。
塞班島失守後，為了對預期中的東京空襲有所準備，大家沿著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開始挖掘防空壕。雖說挖防空壕，但也不過是在人行道上挖個能讓人屈身進入的洞穴，平時就在上面蓋上木板撒上土，就這種程度的防禦工事而已。
「後來收到各自住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們的住家是租來的，幾乎沒有庭院，因此也沒有挖掘的場所。沒辦法，只好把一樓起居間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襲，就把榻榻米與地板掀開，跳入洞中。可是，如果當時真的遭遇空襲，屋子被燒掉，跳進這種防空洞內，大概也會被燒死或悶死吧。空襲時會發生什麼狀況，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達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應付一下，大概也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艦隊接近台灣海面，日本的海軍航空隊發動總攻擊。日軍方面大概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整體航空戰力遭到毀滅性的損害，而美軍方面只有兩艘巡洋艦遭到嚴重毀損。但是大本營海軍部卻宣稱撃沉了十一艘美軍航空母艦，對於這個相隔許久的大勝仗，甚至還舉辦了提燈籠遊行大會。
不過隨之而來，應該已經被軍方宣布撃沉的美軍艦隊，卻出現在菲律賓海面上，美軍登陸了雷伊泰島。日本的政府與軍方，認為這是擊滅美軍的大好機會，呼籲要進行「決戰」。但出動的日軍聯合艦隊，在戰鬥中卻單方面地被美軍擊潰，增援的陸面部隊也因為補給斷絕，幾乎全數陣亡。
根據謙二的回憶，這時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中也以戰況做為話題。作為員工特殊配給的芋頭輾轉送抵事務棟，同僚們一同前往食用的時候，東大畢業當時約三十五歲的課長還說，「我軍是不是被美軍設計陷害了？」
「因為沒想到大本營發表的戰果是虛假的，所以才會猜測，是不是被美軍的佯攻作戰給騙了，大概是這樣推測的吧。當時就連一般民眾，也多少察覺了不自然之處」。
「自己也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出了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也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提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於這種狀況」。
從雷伊泰島的戰鬥之後，航空部隊便開始出現了「特攻」。謙二說，「在平民的立場上，既無法站在否定的立場，也無法站在肯定的一方。從搭上特攻飛機的人的心情來想，當然無法否定他們的報國心，但戰況是否已經走到不這麼做就毫無辦法的地步，在這層意義上，也無法肯定這種戰術。我自己因為受到塩老師的影響，報紙都習慣從下方欄位開始閱讀，所以理解戰況正在惡化。雖說如此，因為情報極度缺乏，所以也沒辦法具備適切的判斷能力」。
到了戰爭末期，戰局開展十分迅速。從官方宣布上述「台灣沖航空戰」獲得重大勝利的報導後，不過大約經過了十天，十一月一日，東京上空就首次出現了Ｂ29轟炸機。那是從塞班島基地飛來的偵察機型，為了正式空襲做準備調查，因此只有來了一架飛機。
Ｂ29轟炸機裝備有加壓艙與廢氣式渦輪，在一萬公尺高空高速飛行。與此相對，日軍主力高射砲有效射程高度不過僅有七千公尺，戰鬥機雖然可以爬升到這種高度，但需耗時約一個鐘頭。Ｂ29轟炸機就在沒有任何迎擊的狀況下，完成偵察任務返航。
「那時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機上班。當天天氣晴朗，高空中一條白線般的飛機雲前端，可以隱約看到Ｂ29轟炸機。雖然發出空襲警報，但同僚們大家都跑到戶外，抬頭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飛機，為何日本軍隊卻沒有任何迎擊動作，大家在不可思議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說『為何不擊落它？』，但大多數人們都失去思索未來情況的能力。雖然不至於相信『神州不滅』這種說法，但也沒想過日本就要戰敗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謙二也接受了徵兵體檢。結果是第二乙種體位，若是在平時，這是不會被徵召的體格。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謙二，就收到了陸軍寄來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機的事務員們，已經陸續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時也該收到的謙二說，當時只是「『啊，終於收到啦』的感覺」。伊七與小千代，什麼話都沒說。
學歷只有中學畢業的謙二，既沒有像理工科學生般有免除徵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學生般會以海軍預備學生資格被採用，被當作士官來對待。除了被當作最底層的二等兵被徵召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入伍通知中，命令謙二在五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到世田谷區的駒澤練兵場（現在的駒澤公園）報到。急急忙忙地給在新潟的父親雄次打了通電報，之後就忙於整理自己身旁的物品，連到附近與近鄰打個照面的餘裕都沒有。
為了領取給入伍者的特別配給品，拿著配給票，前往配給所一次領回整套配給。配給品有日之丸國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約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經到了這個時期，因為物資不足，連日之丸國旗都無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實」的同年級朋友家中，幾個人分著喝了。至於日之丸國旗，原本是在入伍時，要讓親友集體寫下鼓勵的話語，但謙二的周邊已經沒有這種習慣。富士通信機也沒有舉行什麼壯行會。「只有五天時間，不過就像平日一般度過而已」，謙二自己回想著說。
入營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Ｂ29轟炸機，終於首次正式轟炸東京。他們轟炸完目標「中島飛行機武藏製作所」後，曳著飛機雲通過了片山家的上空。謙二還記得整群的飛機雲，讓他奇妙地覺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終於降臨。多雲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面，伊七與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的親友，來送謙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懼空襲，且對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經習以為常，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謙二，說出「我會堂堂為國盡忠」這句應景般的招呼語後，轉頭跟外祖父母說「我出發了」。
這個時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聲大哭。一起生活的三個外孫接二連三的病死，最後留下來的謙二就要被軍隊徵召離去，而且恐怕沒有什麼生還的機會。不管是外孫們的死亡，還是商店倒閉，甚至連自己中風也都沒一句抱怨，只是不斷堅忍著的伊七，到這個時候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
為入伍者送行時，家屬哭泣這種事，是當時不可能看見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說了聲，「去吧，謙！」然後把伊七推回家中。
謙二入伍後，他生活於中野的住家，為了防止空襲時造成火災延燒，被列入街區整理標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與小千代在「強制疏開」政策下，被迫回到出身地岡山縣的某親戚家裡。賺來的存款因為通貨膨脹而消失，只能在農家庭院內的「土藏」倉庫中（譯注：築有厚牆外塗泥灰，防火防盜的日式倉庫），勉強地過著生活。謙二與他們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結束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拘留，終於返回日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後的事情了。
＊作者為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其著作《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獲得三得利學術賞；《「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