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倖存者也是人:《活著回來的男人》選摘(1)

2015-09-24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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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必須進行這樣的分析?先前我說過,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一般而言,當人們處於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等壞的情況下時,也就容易引出人性醜惡的一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維持人性美好的一面,個人的努力將會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才能創出一個讓更多人都能發揚人性善良面的情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免除戰爭或殖民地統治,消解貧困與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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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並非只是單純記錄下我父親體驗過的「戰爭」與「生活」。所謂的「戰爭」與「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價、所得、社會狀況等要素,集結構成的結果。為了刻劃這些情況,在父親不同的人生時期,國家施行了什麼樣的政策與制度,又對人民生活與經濟造成了何種影響,其結果是否帶來苦難、貧困與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書中都帶著分析的角度來撰寫。接著,在各種情況下,父親如何努力改進自己人生,可能受惠於哪些政策或制度,也都進行了側寫分析。在這些側面上,本書不僅只是說明過去的歷史,相信也能給當下社會帶來一定省思。

最後,我想稍微說明自己尊敬父親的哪一點。此書的撰寫,是透過對父親進行長期訪談作業後,以訪談為基礎而寫成的。在聽過父親的大量說明後,我覺得最佩服的,是他對他者抱持的想像力,是他冷靜觀察後仍帶有的同理心。

例如,當我訪談他最痛苦的時期,也就是西伯利亞戰俘營的體驗時,當時在飢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斷死亡,他也一度處於瀕死的狀態。但當他說明這些經歷時,我父親卻未曾出口罵俄國人,說出他們宛如惡魔一般之類的話語。相反的,他卻談起當時蘇聯社會處於如何貧困的狀態,既缺乏民主化,又到處充滿著不義的狀況。父親說,正是因為這些前提,所以才影響到了他們這些戰俘的境遇。對我父親而言,俄國人與自己一樣,都只不過是惡劣制度與政策下的受害者罷了。

我的父親並沒有顯赫的學歷。不過即便擁有學歷或具備知識的人,也不見得能有如我父親般的見解。有知識的人,可能就會誇耀自己的偉大,或者使用知識只是為了責罵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惡魔。父親當時對俄國人會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特有的,對他者的想像力。父親擁有這種想像力,這份能對他人將心比心的特點,是我非常尊敬的部份。

而這種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當下這個世界最需要的。當下的世界,因為國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學歷不同、經濟狀態不同等等因素,人們被不斷地切割區隔。如果我們想要突破這些區隔,想要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需要的便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力。接著為了拓展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就是必須讓知識與分析派上用場。我透過本書想傳達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透過描述類似父親這樣的人物,向讀者展示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

我們都是人類。即便國籍不同、言語不同、階級不同,但同樣都是人。如果能喚起大家注意這個理所當然的前提,而讓本書對大家有所助益,那筆者將深感榮幸。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為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其著作《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獲得三得利學術賞;《「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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