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劃制度最大的奧妙，就是錢莊可以依客戶需求開出莊票，但在客戶並未存進等額現款的情況下，這張莊票有可能是空頭支票。也就是說，莊票其實是滙劃總會無中生有製造出來的信用頭寸，用現代術語，叫做流動性（liquidity）。錢莊開莊票，好比賭場莊家發籌碼，賭客有信用，莊家可以不問賭資，先行發給若干籌碼，賭客離場時有輸有贏，或許現金結帳，或以動產不動產抵押，由莊家代為結清。當賭場中有許多莊家都在發籌碼，這些籌碼必須在各莊家之間能互相沖銷，允許各自以現金結清差額。加上同業五百兩以上票據軋公單與隔日清算制度給了各錢莊無須存有大量現款準備的緩衝餘地，只要有信用，滙劃錢莊可以無限制開票，亦等於無限制發出籌碼。發籌碼客觀上雖無限制，但因為錢莊股東負無限責任，開票行為就有了主觀上的約束，不可能自毀信用。同業之團結，組織之嚴密，守望相助的默契，均是維持金融秩序的支柱。在1930年代，流通在外的莊票達20億元。中外貿易，例用莊票。若停用莊票，就等於賭場中所有莊家同時要求所有賭客立即提現結帳，市面上將頓時少掉20億的頭寸，與銀行擠兌無異，影響極大。
一二八事變時，莊票信用遭受質疑，有些中資銀行認為這可能會讓莊票走入歷史，但陳光甫認為，莊票的信用是在中外貿易實務中積累而成，一時之間不可能有替代方案。外商在中國經商，若對莊票質疑，中方大可回答：「我們只有莊票，你們收不收隨便。」除非外商在華關門大吉，不然絕對無法承受市面上突然失去20億籌碼的後果，因此銀行與錢莊必須攜手合作。嗣後在張公權的領導下，以滙劃制度為範本，提出了一個化資產為籌碼的聯合準備辦法，讓加入的銀行同業就其交存的資產，照市價打七折，發給三種臨時支付工具，降低現金的支付壓力，使同業間更能靈活運用，成功協助上海銀錢業者於復業後安度難關。
不厭其煩地引述高陽書中這則舊事，是因為許多政經領袖與專業人士，其實對「信用」與「籌碼」究竟對實體經濟與日常生活有多大的影響，並無深刻的理解。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世界，信用與信用衍生品無所不在：鈔票、支票、債券、房貸、信用卡、甚至股票房地產等等，其實都是廣義的信用。一旦先進國家人類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信用消失了，也許我們就會如舊約聖經但以理書中的巴比倫王一般得失心瘋，必須像畜牲一般苟活，直到七年後神智恢復，方能重獲尊嚴。
不論是授信、投資還是資產鑑價的決策流程，很大程度上是在評估微觀與宏觀面的信用風險，講究的是分析借款人、擔保品與目標資產創造現金流的頻率、強度、與確定性，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決策過程中客觀的限制條件，卻時常受到主觀好惡的影響。知名金融分析師Paul Schulte在新作《The Next Revolution in Our Credit-driven Economy: The Adv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中提到，信用的創造與緊縮是金融危機發生的主因，過度槓桿總是造成繁榮與蕭條。但信用的生滅，有其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特性。不同的經濟體，依個別主流社會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會讓大型金融機構對信用與資本的配置造成不同程度的干預，從而扭曲了競爭環境。經濟賭局中的輸家與贏家也就應運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