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二○一三年三月就任國家主席時，美國的中國事務觀察家還摸不清他是怎樣的一號人物。中國的鷹派敬佩他，但是西方觀察家普遍的觀感是，六十歲的習近平頭髮濃密烏黑、面帶溫和笑容，是個戈巴契夫型的改革派，有心掃除中國的老幹部、最終實現這些觀察家長期具有的信念：中國將成為他們殷切期盼的自由市場型的民主國家。但是習近平很快就展現他有自己的一套計劃─中國將再度崛起、重返全球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寶座。這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雄心壯志，這一年是中國領導人共同理解的百年馬拉松的起始點。習近平擷取鷹派的口號「復興之路」。原本只是民族主義者在喊的口號，現在變成這位新任主席的標語。過不久，大家就見識到它的意義。
《天演論》與《資治通鑑》
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一角，站著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下令興建的一座十層樓高的尖碑。由中國政府發執照、監管的正式導遊通常不帶外國人去參觀它。即使西方遊客走到這兒，也未必了解它是什麼東西，因為大理石花崗岩上鐫刻的中文並沒有英文翻譯。可是這塊尖碑自始就代表了這場馬拉松的精神。
網路上把這塊巨碑通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這個巨碑真正要表達的是中國的悲情，是一八三九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身上的「百年羞辱」─當年因為貿易糾紛，英國皇家海軍砲轟中國海港，迫使清廷簽訂城下之盟。按照碑文的敘述，此後一百年的中國歷史歷經了中國人的抵抗、西方人的占領、漫長的游擊作戰，最後高潮是毛主席得勝建政，結束了西方對中國的壓迫。至少它代表共產黨政府的解讀。
每天都有美國遊客走過紀念碑，通常站在遠處拍照留念，以示到此一遊，可是他們渾然不知它要傳遞的信息，儘管它是直接針對美國人的。紀念碑成為中國民眾愛國示威活動的中心之事實，還有另一層被我們忽略的意涵：中國的冤屈獲得洗雪的日子即將到來。簡單地講，這塊紀念碑完美地象徵中、美兩國的關係：中國正在療傷止痛、伺機再起，美國卻渾然不覺。
中國共產黨崛起之前，中國老早就清楚知道自己在各國權力排序上的地位。2 十九世紀末，歐洲列強給中國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籤，猶如他們給鄂圖曼帝國取綽號「歐洲病夫」如出一轍。對中國許多知識份子而言，這個綽號可謂奇恥大辱，因此他們對外國人心懷怨懟也理所當然。革命黨人陳天華在一九○三年憤憤不平寫下：「夷人稱我為『東亞病夫』，是野蠻、低等的民族。」這個潰爛的創傷要到中國奪回全球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地位，才有可能得以癒合。
二十世紀初，中國作家和知識份子迷戀上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赫胥黎（ThomasHuxley）的作品。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概念，激勵中國人發憤圖強，洗刷西方列強施加的凌辱。翻譯家、學者和改革派嚴復，據信是最早將赫胥黎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翻譯為中文的人。但是嚴復犯了一個大錯，把「天擇」譯為「淘汰」，它後來主宰了中國人對達爾文思想的理解。因此，不僅在競爭中的敗者被視為弱者，他們也將從自然界或政治界被淘汰出局。嚴復寫說：「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傑，矯健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他又寫說，西方認為「所有落後種族都該被優秀種族取而代之。」一九一一年，現代中國國父孫逸仙的計劃明白地以種族生存為基礎。孫逸仙想像的中國對抗列強的鬥爭，是一種抵禦白種人「亡國滅種」威脅的運動，因為他們想要征服、或甚至消滅黃種人。
一九四九年，這種論述又被採納。毛澤東的作品充滿達爾文式的思想。對毛澤東的思想最有啟發性的兩位翻譯家之一下結論說，只有黃種人和白種人這兩大種族構成未來的鬥爭，且除非黃種人改變策略，白種人將「占上風」。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在發現馬克思的著作之前，已經認為中國的生存要依賴凸顯中國人民獨特特質的長期、激進的策略。如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中求生存，這個關鍵問題左右了中國共產黨戰略思維的發展。
紅軍在一九三○年代為躲避國民黨的圍剿展開「長征」，而毛澤東在長征期間身邊只帶了一部書，一部西方無可匹敵的治國方略手冊。這部《資治通鑑》最重要的菁粹集中在中國戰國時代各國彼此攻戰殺伐時的謀略，其中包含的歷史故事和格言警句可上溯到西元前四千年。其中有一段故事涉及到孔子，就深符達爾文的概念，即「天無二日」。世界秩序具有階層性質。天下只能有一個最高統治者。
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犯的一個大錯就是沒有重視這部書。它不曾譯為英文，直到一九九二年我們才透過《紐約時報》名記者哈里遜．沙茲伯理（Harrison Salisbury）得知，毛澤東不僅在一九三五年就喜愛這部書中記錄的歷史教訓，而且直到一九七六年過世之前還反覆研讀。鄧小平和中國其他領導人也讀它。中國的中學生甚至有一本教科書《通鑑選集》，蒐羅戰國時期的許多史實典故，研究如何愚弄戲耍敵人、如何避免被敵軍包夾，以及如何引誘舊霸主驕矜自得，以待其荒廢政務而有利於己。我們對此渾然無知。
毛澤東清楚引用達爾文的說詞表示：「在意識型態的鬥爭當中，社會主義現在掌握適者生存的一切條件。」一九五○年代，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經常談到要主宰全世界，這番言詞被西方人士譏笑為打腫臉充胖子，或只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無傷大雅的行為，本質上和艾森豪、甘迺迪、杜魯門或尼克森等美國總統言之鑿鑿地說美國是全球最偉大的國家並無二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所謂的「大躍進」時期發出「超英趕美」的口號時，很少人理解箇中意向的嚴重。
終毛澤東主政時期，美國情報官員都耽溺於自己的偏見之中。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只想離群索居，是一個由一群狂熱分子領導的半開化民族。全中國的街道上擠滿了腳踏車、看不見汽車。中國的工廠甚至連電風扇也不會製造。中國罕有外人投資。毛主席荒誕的民族主義作法讓西方感到荒唐的可笑：他召回中國駐外所有的大使。為了幫助農民，他命令軍隊出動殺光所有的麻雀，因為麻雀會吃稻穀。可是，「偉大領袖」似乎不了解麻雀也吃害蟲。結果是中國的農作物慘遭蟲害。
美國情報官員不相信中國不以屈居蘇聯小老弟為滿足的報告。美國人認為中國有野心太可笑，如此落後的國家還膽敢夢想有一天與蘇聯較勁、甚至想和美國別苗頭。但是有一群人沒有在笑─他們是蘇聯領導人。他們比起美國人早早就看清中國的野心。有關百年馬拉松的最早線索來自莫斯科。
＊作者為美國國防政策顧問，前美國政府官員，中國問題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2049百年馬拉松》（麥田出版），這本書讓他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傑出貢獻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