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英屬香港守軍無力抵抗進侵日軍，總督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到尖沙咀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香港從此淪陷。那時候林彥斌14歲。
2015年8月，日軍已經撤走了70年，香港主權已移交中國18年，林彥斌也已經88歲，住在九龍的一個公共屋邨裏，也就是中國大陸所稱的廉租房小區。
他收藏著一大疊鈔票，但得物無所用——那是總面值約10萬元的日本軍票。
日軍佔領香港後，很快就宣佈發行軍票，並強迫香港市民兌換。林彥斌還記得，當時住在九龍的他隨著父母到半島酒店後方的中間道，與許多九龍市民靜靜地等著交出手上的港元，換成日本軍票。
之所以在半島酒店後方，是因為那裏有一家「香港銀行」——老一輩的香港人都習慣這樣稱呼匯豐銀行（HSBC）。
半島酒店周邊的樓房不少在戰後都改建了，但中間道上的這家匯豐銀行仍在，只是搬進去一個購物商場內。
至於林彥斌的父母，他們在佔領後眼見生意蕭條，把家裏經營的雜貨店賣掉。兩老總算熬過了戰爭，但直到他們離世的一刻，也沒能看見積蓄換回港元——這就是林彥斌手上的10萬日元軍票。
這些手持軍票的香港民眾在1968年成立了香港索償協會，一直持續要求日本兌換軍票。索償協會現任主席劉文對BBC中文網說，該會在冊登記會員共涉及3500個家庭，所持軍票總額達5.4億日元。
虛構的軍票
二戰期間，日軍在多個佔領地發行軍票，取代當地原有貨幣。
軍票與一般貨幣有何分別？日本早稻田大學退休歷史暨經濟學家小林英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稱「軍用手票」的軍票「是隨著軍隊作戰的展開，為了方便調配物資或管理佔領地市場而暫時使用的通貨」。
林彥斌記得，當時日軍以軍票收兌了港元，便拿到澳門去購買軍火等物資。當時澳門因葡萄牙與日本之間的協議而未被佔領。
林彥斌向BBC中文網記者憶述了日軍對於兌換軍票的態度：「要是你不去兌換，給日軍查到你身上有港元，或者是在你家中搜到了，馬上殺頭，沒有說情的餘地。」
據文獻記載，這實際發生在佔領後期——1943年6月1日，日佔香港總督部正式禁止使用港元，違者以軍法論處。在此之前，港幣實際上與日本軍票並行。
相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時期出現在「八年抗戰」的中後期，也就是日軍戰況日趨不利之際。禁止使用港元雖說發生在佔領後期，但實際上與香港淪陷相隔並非很遠。
急劇的通膨
戰時港元依然在華南備受認可，甚至被日軍以軍票收購以採辦物資。戰時匯豐銀行高級職員莫理遜（J. A. D. Morrison）在1944年撰寫的一份報告說明了緣由。
莫理遜於1942年10月逃出日治香港。他寫道，當時香港貨幣已經發行了超過半個世紀，且成為了「比鄰的廣東省唯一公認可靠」的貨幣，「其名聲沒有本地貨幣能及」。
莫裏遜的這份報告其後被匯豐銀行主席摩士爵士（Sir Arthur Morse）抄送英國殖民地部（今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香港重光（光復）後隨著殖民地部香港計劃小組的檔案送回香港，目前已經解密，在香港歷史檔案館供大眾調閱。
據小林英夫教授收錄在1993年《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一書中的文章所說，在中國戰區發行的各種「支那事變軍票」為了要與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對抗，採取了一系列幣值穩定措施。
在香港發行的軍票被歷史文獻歸類為「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軍票」的一種，其處境與中國軍票有明顯分別。小林教授指出，由於「英美勢力一開始就被趕出這個地區」，幣值穩定措施「完全沒有」。
1945年6月19日，倫敦英國殖民地部專門開會討論香港貨幣問題。會議記錄指出，日本軍票「並無透過『無息負債證明書』的形式來作保證」。
就在日軍侵華前不久，港英政府在1935年改革貨幣制度，放棄銀園，改發港元。匯豐等發鈔銀行要向外匯基金提交一定數量英鎊，換取「無息負債證明書」，方可發行港元鈔票。這個安排在戰後得到延續至今，只是支撐港元的貨幣在1983年換成了美元。
同年8月9日——美軍向長崎投擲原子彈當天——匯豐銀行在另一份抄送殖民地部的備忘錄中說：「使用具備虛構價值的佔領地貨幣（軍票），使日本人得以獲取合法香港貨幣（港元）與貨物，而自己卻不費分文。」
然而，自從太平洋戰爭開打，日本自身物資短缺的問題也日趨嚴重，更波及到各佔領地。日本當局繼而急速加印軍票。由此，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以倍數遞增。
林彥斌說自己比較幸運，日本佔領香港後雖然失學，但得到一位富有同學的父親介紹，認識了一位女朋友，並因此得以到對方一家開設的雜貨店打工。
他說：「大米要300日元一斤……那些優質的就300元，米碎、米碌要280元、270元。」
「食油300元一斤。那大概是和平前一個星期左右的事。那時候物價到了最高峰。」
這裏尚且沒有把軍票與港元之間的匯率考慮進去：據匯豐銀行提交英國殖民地部的文件，軍票發行初期與港元等值，其後匯率定為2港元兌1元軍票，最後更調高至4港元兌1元軍票。
林彥斌說，雜貨店老闆以大米和生油代替鈔票支薪，他在那段日子也不多會帶錢上街。一來他不會買東西，二來當時黑幫分子「勝利友」橫行，協助日軍之餘還四處搶劫途人。
索賠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讀《終戰詔書》，抗日戰爭結束；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率隊重返香港；9月16日，夏愨少將代表中國戰區及英國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中國代表潘華國少將等見證。
林彥斌向BBC中文網記者憶述：「一聽到廣播說香港和平重光，那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大家喊著說：糟糕了，那些軍票怎樣換回港元來呢？」
「沒有人知道怎辦。日本人拍拍屁股就走了，英國人也不管。」
就在1945年6月19日的那次殖民地部會議上，與會官員認同一旦英方決定不兌換軍票會讓香港民眾承受「一些艱苦與困難」，但同時認為要補償這些人的苦難而又不去理會他們有否持有軍票「並無務實的折衷辦法」。
再者，會議認為，英方承認香港軍票「幾乎肯定」會變相讓那些配合日軍的人得益。
日本大藏省（今財務省）於當年9月16日宣佈所有軍票作廢，夏愨少將組成的香港軍政府其後宣佈禁止軍票流通，恢復港元的法定地位。像林彥斌一家這樣的香港人頓時現金財產盡失。
《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一書中引述日本銀行（央行）調查局1974年出版的統計資料指出，香港軍票總發行量達19億元，其中7億元戰後先後被日軍和英方收回銷毀。
換句話說，戰後流落民間的日本軍票共達12億。按照日本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最後兌換率，共值48億港元。
1951年，包括英國、美國等同盟國在內的48個國家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中國則沒有參與。這份條約其後被東京引用為同盟國放棄對日本索賠的證據。
1993年，日後出任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的土井多賀子協助香港索償協會，於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東京地院最終在1998年裁定協會敗訴，其後的上訴也維持原判。法院提出的理由除了日本尚未訂立賠償法外，還有日本政府引用《舊金山和約》所作的辯護。
索償並未因此停止。林彥斌向BBC中文網記者展示他手上的軍票時不忘指出，票上印著「此票一到即換正面所開日本通貨」的字樣。
香港索償協會主席劉文對BBC中文網說，香港政權移交後，他們透過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北京政府請求協助索賠，其後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王毅就此與日本交涉，但是至今毫無結果。
協會一直會在中國抗日戰爭重要戰役的紀念日或聖誕節到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抗議，另一個抗議地點是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的香港分行。
劉文解釋說，這是因為當年香港的軍票是由橫濱正金銀行發行。這家銀行後來經過盟軍命令解散與資產併購，成為今天三菱東京銀行的一部分。
三 菱財閥本身也在戰後被瓦解，各三菱企業如今只以邦聯式結盟共享商標與「三菱」商號。儘管如此，一些曾經在二戰期間使用中國、朝鮮半島奴工與盟軍戰俘的三菱 企業產業最近成功申領聯合國世界遺產地位，以及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先後與美國戰俘和部分中國奴工達成道歉、和解協議，也引起了香港軍票索償社群的關注。
劉文說：「三菱公司已經向中國奴工道歉賠償，所以三菱也應該向香港市民賠償和道歉。」
1994年，日本國會通過決議，決定根據通脹等因素，向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籍日本兵賠償拖欠軍餉、軍郵存款等「確定債務」，賠償比率定於原面額的120倍。
香港索償協會認同可以此案例作為對香港軍票的賠償基礎。由此計算，協會代表家庭所持有的5.4億日元軍票將值65億現代日元，也就是4.05億港元（5.2億美元；3.34億元人民幣）。
要是按此索賠成功，林彥斌手上的軍票就能換得74.7萬現代港元。只是老伯覺得，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很固執」，這讓軍票索賠者感到茫然，賠償軍票損失「未有了期」。
「最好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兌換回來，我會非常非常開心。我也許會去日本花錢。」
（責編：蕭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