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周年紀念日，各國領導人聚集在法國巴黎參與紀念儀式。儘管人人都懂得反省戰爭的道理，但幽暗的不安氛圍正在擴散，極端國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在歐洲各處悄悄抬頭，甚至已取得相當程度的話語權。眼下需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從歷史習得教訓，進而避免重蹈覆轍？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牧師暮瑟（Joseph Musser）家世代居於法國阿爾薩斯（Alsace）地區，但他們並非一直都是法國人。砲彈與烽火是阿爾薩斯歷史不可磨滅的一部份，光是17世紀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到二戰結束之間，阿爾薩斯就「易主」了5次，時而屬於法國、時而屬於德國。直到今日，此地法律仍與法國其他地區有明顯差異，當地居民則戲稱他們的地下室還保存德文路標，以備不時之需。
暮瑟的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德國出戰，二戰時，其子則身披法國軍服。現今戰火早已偃息，暮瑟的姪女住在法國，每天通勤前往德國工作，當年吞噬無數士兵的邊境防線彷彿未曾存在，歐盟（EU）境內人員貨物往來的自由為其他地區嚮往。暮瑟認為，阿爾薩斯提醒人們歐洲可以繁榮昌盛，也可以滿目瘡痍，「歐盟的根基是戰爭的記憶，但這份記憶正在消褪」。
戰爭見證者逝世 新世代面臨考驗
二戰後，狼狽不堪的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決心抑制國族主義和種族仇恨的勢力，並促進民間人員與商業交流，設置單一市場、單一貨幣，建構出歐盟的雛形。今日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等歐盟重要機構皆設置在阿爾薩斯首府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或許就是為了時刻提醒會員國這段歷史。
年輕世代卻沒有戰爭的共同記憶，大規模屠殺對他們來說就像石器時代一樣遙不可及，他們在意的是經濟危機、從非洲和中東湧入的移民，以及似乎逐漸失去效用的歐盟。然而一次世界大戰不僅造成逾1600萬死傷，也持續影響著整個歐洲。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帶領英國對抗納粹德國，他將1914至1945年間視作一場漫長的戰爭，二戰結束後他曾說：「那些無法從歷史學習的人，必將重複錯誤。」
2015年，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接收逾100萬移民，此舉激起復甦的極右派反對聲浪，而梅克爾當時對二戰與歷史教訓的評論，反映了歐洲的自由民主理想與對歷史的反省：「在我們的時代，親眼見證二戰德國的人一個接一個死去。而眼下的決定，會說明我們是否真的從歷史學到一課。」
右翼復甦 故技重施煽動種族仇恨
最後一位一戰見證者於2012年過世，而親身經歷二戰的人也相繼逝去。歐盟內外危機接踵而至，自由民主共識遭到質疑，有心政治人物任意搬弄歷史、搧風點火，於是國族主義伴隨著種族仇恨，再次登上舞台，民粹主義者已經接手了好些個歐洲國家。義大利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向國族主義靠攏，不僅拒絕渡海的移民靠岸，還呼籲羅馬當局驅逐移民。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則大方挑撥國人仇外情緒，說「穆斯林打算接管匈牙利」。
以新興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為首的德國極右派已在聯邦議會取得相當席次，他們重新啟用「謊言媒體」（Lügenpresse）等納粹上台前的政治宣傳字眼，用以指稱「與己方意識形態不合的主流媒體」。其右派份子認為，這樣的行為是賦予這些禁忌字眼「新的正面意涵」。
拉芙倫茨（Traute Lafrenz）今年99歲，是納粹德國時期的知名非暴力反抗組織「白玫瑰」（Weiße Rose）成員，她的所有夥伴皆已離世。德國東部城市肯尼茲（Chemnitz）10月發生移民刺殺當地人事件，激起極右派示威暴動。拉芙倫茨告訴德國《明鏡》（Der Spiegel）週刊，她看見有人舉著希特勒（Adolf Hitler）行納粹禮的旗幟，頓時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她說：「或許這不是巧合。我們（戰爭見證者）逐漸消失，與此同時，過去發生的事又回來了。」
長久的和平後可能又發生戰爭
部分歷史學家羅列一次戰後的歐洲與現今歐洲之間的差別，指出一戰終戰後，許多帝國剛轉型為民族國家，自由民主體制不是熱門選項、也尚未遭受考驗，因此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才會促使許多國家轉向軍國主義與極權體制。學者表示，當時的情況惡劣到德國首都柏林的孩童營養不良而死，與目前的經濟危機等級完全不同。
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歐洲史教授艾許（Timothy Garton Ash），今日遭到侵蝕、毀壞的一切，在當時衰退的程度是歐洲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他將1918年視作警告，提醒所有人，永遠不能將民主與和平視為理所當然，有些看似恆常的秩序可以迅速崩毀。如此看來，若二戰給歐洲的反省是「不再發生」，一戰的教訓就是「會再發生」。
德國歷史學家尚普夫路希（Daniel Schönpflug）指出，在歐洲歷史中，漫長的戰爭之後往往是長時間的和平，然而「一旦經歷過戰亂的世代死絕，下一場戰爭就接踵而至。歷史教導我們，戰爭見證者消亡之後，警覺也跟著消失，而對戰爭的幼稚想法增加。這表示現在我們必須非常小心。」
難民危機預示未來
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歐洲步入未知。回溯歷史，1929年的人們對接下來的大屠殺一無所知。英國軍事歷史學家畢佛（Antony Beevor）持悲觀態度，他預測倫理困境將會讓歐洲的自由民主毀於一旦，2015年難民危機和隨之而來的騷動是預兆。
畢佛指出開發中國家遭遇的貧困和氣候變遷問題，是驅使人們離開家園的主因，「未來的移民潮不可避免，歐洲則是他們主要的目的地。歐洲的領導人將會面臨選擇題，是要趕走飢餓的難民，還是讓極右派有機可趁，藉此破壞各國社會體制」。
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看法則不同。他認為歐洲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民粹主義，而是不穩定的貨幣等歐盟體制，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目標就是整頓歐盟內部，但苦無共識。
但不管歐洲的未來將會如何，這片大陸早已與百年前不同，再也不會是政治的中心。馬克宏競選時期的外交顧問墨伊希（Dominique Moïsi）說：「一世紀以前，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悲劇的中心。現在我們可能重啟悲劇，但不會再回到中心了，歷史已經移往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