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
從賤民解放區出現，再到學運宣布退場，不滿的情緒越積越深，當另一群人歡唱《島嶼天光》時，這群人則痛罵學運指揮層，為何擅自代言「全民的」學運。當時，傅榆覺得這群人並沒有真的理解，社會運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跟著他們嘛，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畢竟跟著那麼多年，連少數人才能進去的決策會議，都能帶著機器去拍，實在很難不以為，自己也是領頭的人。
曾經有段時間，傅榆就是這樣想的。
但到剪接時，她才驚覺自己其實跟群眾一樣，「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子看著這些明星、領袖做的事，期待他們去做嘛！」等待事情發生、等待領袖說話、等待收到指令，原來自己其實是這個模樣。傅榆終於明白，為何自己的焦點離不開陳為廷、蔡博藝，「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不確定是不是愧疚，總之就是覺得我在利用他們。」
挫敗的是人，不是理念
雙重打擊同時到來，傅榆垂著頭，噙著淚，幾乎想放棄，「這片做出來要幹嘛？有什麼意義咧？」
但是不行。原因很現實，《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有申請補助案，而且結案在即。好吧，那隨便剪一剪交差，只能這樣硬逼自己，「這有點像憂鬱症，人家會覺得沒什麼啊，想開一點啊，但並不是這樣。」
同一時期，傅榆進入電影公司上班，原來心力打算都放在公事上，老闆、同事卻覺得，這部片都拍得這麼久，是屬於整個時代難得的紀錄，就這樣，把她推回去面對問題。
最後，她把自己的挫敗也加入片中，《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才終於立體起來，不再是陳為廷、蔡博藝的個人社運史。
這段的自省，讓《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出現另一個手足：傅榆把自己從小的經歷，包括在學校聽不懂台語、上大學後的心境轉變，都拍成自傳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幾乎是把自己的迷惘，都丟到銀幕上見人。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前進了。」從頹然倒地，到可以繼續前進，不管以什麼姿態，大概都值得讚許吧，「是我做的事情失敗了，而不是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到現在我還是不覺得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
「事實上不管是《第三種中國想像》、陳為廷或蔡博藝，或做社會運動的人，這些人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我自己，我自己把期待投射在他們身上。」
畢竟是要用盡全力維護的理念，傅榆自己擔下所有過錯，受傷、療養、痊癒，重新站起來，但接著要往哪裡去、要怎麼走，剛爬起來的人，其實還沒法想到這些。臉上表情還是困惑，不過有件事是確定的，「我還是對政治比較有興趣，就比較像是政治狂熱者。」
鏡頭大概還是會繼續跟著這個社會，或許更久以後，她終於會找到，藍與綠、中國與台灣之間，能夠對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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