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都有這樣的故事：孩子還玩著彈珠時，在家門裡、巷子口說台語，那時候他以為這個語言，就是全世界的溝通方式，直到有一天，突然被送進學校，父母告誡他，要說「國語」，台語如果迸出來，就要掛上「我不說方言」的狗牌，要價5塊錢。
應該還有另一種故事：孩子的家庭，被喊作「外省仔」，他的長輩，會說故鄉的語言，還有充滿各地口音的中文，台語是陌生的；那時，在學校講台語已經不是什麼禁忌，他卻是班上唯一不懂的人，聽得懂的，只有自己的名字或座號，因為只要聽到，就知道同學在笑他。
傅榆的故事，比較接近後面這種，但也不是，如果硬要為身世貼標籤，大概是新住民第二代。父親是來台念書的馬來西亞華僑，來自印尼的母親，則在9歲就舉家來台定居，「我的身分比較奇怪啊，比較尷尬。」
「雖然說曾經迷惘過，但我覺得反正，我就是台灣人嘛……沒有多少迷惘，我就是想講我對台灣認同的過程。」一趟訪問，從小爬梳到大，迷惘、尷尬、困惑，其實是傅榆最談到的幾個字，它們緊緊箍著她好多年，為了爬出來，她拿起攝影機，接著又拍了好多年。
今年她的追尋暫時告一段落，一連推出兩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講的是她自己，《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則一路拍陳為廷、蔡博藝，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不說，還入圍最佳剪輯。
從藍綠公約數，轉進跨海峽公民社會
父母認同中華民國，母親甚至自認是中國人，他們對民進黨、泛綠充滿厭惡，耳濡目染間，傅榆的想法也曾經藍藍的，「可是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直到離家上大學後，傅榆終於知道世界上有其他政治立場，此後才算得上有選擇，她於是轉過身，遠離從小到大的意識形態；但畢竟家庭的牽絆，就像血緣一樣甩不開，更在她腦裡打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說，藍綠間一定是這樣水火不容嗎？」
她自願當橋梁，在2012年拍《藍綠對話實驗室》，找來藍綠傾向的年輕人對談政治，「我一直想找一個最大公約數」，橋搭好，有沒有人走不知道，反倒傅榆就這樣陷下去，開始一段長達6年的旅程。
透過《藍綠對話實驗室》，傅榆認識了還在清大念研究所的陳為廷，開始對社會運動有所認識，又遇上還在讀政大、後來曾任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的林家興，「雖然他也是正藍軍，但我覺得他是比較open的，會想跟我們這種人對話。」
當時，士林文林苑剛遭強拆，社運青年不說，就連林家興，也為此帶領群眾上過街，隱隱約約，傅榆覺得藍綠的公約數，似乎能在社會運動裡找到，「代表說，如果政府做了一件很不能接受的事時，他們是願意去反抗的，那時是這樣覺得。」
結果林家興還是選擇回到體制，「他們基本上還是沒有很認同體制外抗爭，」但在社運裡找到的火苗，仍在傅榆心裡燃燒，「他們會覺得說這沒必要，『你們為什麼不循正常管道來抗議呢』，那是他們沒有真正去理解社會運動啊，我就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說法。」
泛藍青年快閃街頭後，傅榆的藍綠對話暫告失敗，她卻以退為進，轉向追求中國、台灣的公民對話。當時她讀了吳介民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跨海峽公民社會」的概念如遇知音，期盼兩岸體制外的抗爭者，可以集結起來，對抗跨海峽的政治集團。
「這跟我想的不謀而合啊，我就覺得很興奮。」於是輾轉間，她找到當時就讀淡江大學的蔡博藝，加上陳為廷，開始拍攝《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鏡頭太近，近到沒有別人
故事始自他們還青澀，還各自在校園對抗體制的時候，拍著2、3年過去，就占領了立法院，有夠莫名其妙，其中一個人甚至是學運總指揮。
但浪潮很快就退去，318學運退場後，街頭青年分進合擊，有人發起新的組織，有人組新政黨，陳為廷跟蔡博藝則試圖進入體制，結果卻傷痕累累。
2014年12月，原本投入苗栗山線立委補選的陳為廷，在接連爆出襲胸醜聞後，宣告退選；而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卻為中國學生身分屢遭刁難的蔡博藝，也早在11月時黯淡落選。
事實上，這原本是一部拍砸的紀錄片。
「那時我陷入了運動傷害的時候，對政治沒興趣，對紀錄片也覺得沒有用。」蹲在低點，傅榆才驚覺，原來鏡頭貼得太近，近到框裡只有陳為廷、只容得下蔡博藝，說好的對話呢？說好的跨海峽公民社會呢？
我們的青春，拍成了他們兩人的青春，經歷過的人看著，卻找不到共鳴。
318學運歷經前幾日的激情後，出現所謂「賤民解放區」，不滿學運指揮核心的人，每晚在濟南路上聚集，砲轟整場運動，如何被少數人壟斷。
「我真的畏懼民主。」議場內的陳為廷無奈說出這句話，傅榆拍到了。
性騷擾醜聞接連爆發、宣布退選後，陳為廷一個人躲在家，自暴自棄怨嘆群眾有多可怕，「你拿個拍就是逼大家一直看我，這有違紀錄片倫理，你已經影響到當事人的生活了。」
脆弱到不能給人見的樣子，傅榆也拍到了。
到頭來，所有的期待都放在陳為廷身上，但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怎麼代表整個台灣公民社會？
「我沒有在看別的做社會運動的人，他們還是在努力啊。」眼裡只有這兩個兩個人，就連成敗都緊緊繫在一起，他們的墜落，也變成紀錄片的墜落，「我就覺得，那我只是拍到他們的失敗，我把這部片拍出來有什麼意義嗎？」
紀錄片的失敗，是衝擊之一，之二，是則是因為看清自己的定位。
「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
從賤民解放區出現，再到學運宣布退場，不滿的情緒越積越深，當另一群人歡唱《島嶼天光》時，這群人則痛罵學運指揮層，為何擅自代言「全民的」學運。當時，傅榆覺得這群人並沒有真的理解，社會運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跟著他們嘛，我原本以為，我是跟他們一起的。」畢竟跟著那麼多年，連少數人才能進去的決策會議，都能帶著機器去拍，實在很難不以為，自己也是領頭的人。
曾經有段時間，傅榆就是這樣想的。
但到剪接時，她才驚覺自己其實跟群眾一樣，「因為我們就是這樣子看著這些明星、領袖做的事，期待他們去做嘛！」等待事情發生、等待領袖說話、等待收到指令，原來自己其實是這個模樣。傅榆終於明白，為何自己的焦點離不開陳為廷、蔡博藝，「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不確定是不是愧疚，總之就是覺得我在利用他們。」
挫敗的是人，不是理念
雙重打擊同時到來，傅榆垂著頭，噙著淚，幾乎想放棄，「這片做出來要幹嘛？有什麼意義咧？」
但是不行。原因很現實，《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有申請補助案，而且結案在即。好吧，那隨便剪一剪交差，只能這樣硬逼自己，「這有點像憂鬱症，人家會覺得沒什麼啊，想開一點啊，但並不是這樣。」
同一時期，傅榆進入電影公司上班，原來心力打算都放在公事上，老闆、同事卻覺得，這部片都拍得這麼久，是屬於整個時代難得的紀錄，就這樣，把她推回去面對問題。
最後，她把自己的挫敗也加入片中，《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才終於立體起來，不再是陳為廷、蔡博藝的個人社運史。
這段的自省，讓《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出現另一個手足：傅榆把自己從小的經歷，包括在學校聽不懂台語、上大學後的心境轉變，都拍成自傳紀錄片《不曾消失的台灣省》，幾乎是把自己的迷惘，都丟到銀幕上見人。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前進了。」從頹然倒地，到可以繼續前進，不管以什麼姿態，大概都值得讚許吧，「是我做的事情失敗了，而不是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到現在我還是不覺得這個理念有什麼問題。」
「事實上不管是《第三種中國想像》、陳為廷或蔡博藝，或做社會運動的人，這些人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我自己，我自己把期待投射在他們身上。」
畢竟是要用盡全力維護的理念，傅榆自己擔下所有過錯，受傷、療養、痊癒，重新站起來，但接著要往哪裡去、要怎麼走，剛爬起來的人，其實還沒法想到這些。臉上表情還是困惑，不過有件事是確定的，「我還是對政治比較有興趣，就比較像是政治狂熱者。」
鏡頭大概還是會繼續跟著這個社會，或許更久以後，她終於會找到，藍與綠、中國與台灣之間，能夠對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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