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帝國的形成，只能參考中國：《帝國的結構》選摘（上）

1、秦帝國

我在先前的章節裡指出，羅馬帝國、以及先前的希臘化帝國，是如何受到波斯帝國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下，帝國的原理是從「亞洲」發展出來的。但是，要思考關於西亞帝國的形成過程，非常困難。一個原因是，相關的史料稀少。舉例來說，我們知道波斯帝國的前身，美索不達米亞諸帝國（西臺、亞述、巴比倫尼亞等）是由遊牧民部族所形成的，但是過程我們不清楚；我們的認識只能根據希羅多德的《歷史》或舊約聖經等等這些間接的史料。不只歐亞大陸，美洲大陸，也就是中部美洲、中央安地斯等地區，也曾經形成廣域國家。但是這些廣域國家是什麼樣的情形，又是什麼時候、如何形成的，我們只能用考古學的方法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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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中國的國家社會，在紀元前一〇五〇年左右之前有夏朝、商朝，其後又接續著西周與東周王朝。商朝與西周時代並非專制國家，而是多數都市國家的聯合體。這意味著，這個時期的「王」類似於酋長；換句話說，互酬制還強而有力地留存。此外，商和西周的範圍還僅限於黃河流域；一直要到東周，才把長江流域包含進來，形成許多國家各自割據、彼此爭鬥的狀態。經過這所謂的春秋戰國時代，終於在秦朝的始皇帝手上，形成了帝國。這件事在世界史上的意義，足以與波斯帝國匹敵，理由如下：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古代的四大文明，肇始於四大河川的河口，也就是尼羅河、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印度河以及黃河。但是近年來，以水耕稻作為基礎的長江文明，以及以旱田為基礎的黃河文明，開始被分別看待。這樣一來，就必須稱為古代的「五大文明」。這一點暫且不論，清楚的是，秦帝國把黃河與長江兩個異質的文明統合起來。這和波斯帝國統合了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以及埃及（尼羅河）兩個文明，剛好互相對應。順帶一提，亞歷山大足跡及於印度河，創造了超越波斯的世界帝國。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世界帝國，統合了發源自五大河川的世界。

漢字是很適合作為「帝國」語言的文字。因為它可以光靠文字就傳達意思，不需要和語音發生關係。舉例來說，萊布尼茲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構想一種超越各種語言的、普遍的記號邏輯；那時候他就以漢字作為參考的模型。他又從《易經》陰陽的原理，思考了二進位制的算術，今天已經普遍應用在電腦中。萊布尼茲在中國發現的，是更為根本的「帝國」的問題；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談。

在中國，漢字還是保證「帝國」連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不管語言多麼不同的民族取得支配權，他們還是能夠經由文字語言的同一性而同一化。在中國，「文化」首要的意義就在這裡，也就是文字的使用。這和英語所說的culture是不同的。culture和農耕agriculture有關，中國的「文化」則近似於civilization（文明）。

互酬原理雖然是規範氏族社會的原理，但是到了國家社會，它仍然殘存。這時候互酬原理所扮演的，是血緣地緣共同體的支配，或者是支持豪族們獨立、割據與爭鬥的功能。它妨礙中央集權的形成。互酬原理同時還是巫術化宗教的根源。所謂巫術，根據韋伯的說法，就是「對神的強制」，也就是透過對神的贈與，強制要求神的回禮。它的結果是祭司權力的增強。在古代，為了創建集權式的國家，必須要壓制眾多的豪族與祭司。只有武力並不能壓制他們。為了壓制他們，最需要的是克服支持他們的互酬性原理。完成這項任務的是「思想家」。

關於這種情形，最清楚的例子是中國出現「諸子百家」的時代。當然，類似的狀況也曾經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印度；只不過他們沒有留下充足的記錄。希臘與希伯來的思想家因為同樣的理由受到注意，但是他們不足以構成思考帝國所需的材料。另一方面，中國則留下豐富的史料。有關古代帝國的形成過程，發生在中國的事態，一定也曾發生在世界各地；要思考這一點，我們必須參考中國的例子。

中國的諸子百家輩出，是在都市國家彼此爭鬥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們旅行在各國之間，提倡他們的思想。史料中，諸子百家最先出現的人物是孔子（西元前四七八年歿）。《老子道德經》的問世比孔子要晚許多，是在西元前四世紀，大約與孟子同時代。但是也有些說法，主張老子先於孔子。舉例來說，漢代的歷史家司馬遷曾經在《史記》中，記載孔子向老子請益的故事。只不過司馬遷也推測，稱為老子的人物，在數個世紀中一共有三人。在某個意義下，我也贊成他的這個看法。

最早出現的老子，我們暫且稱他為老子。他提倡「無為自然」。但是他的「無為自然」，和老子或是老子所撰寫的《老子道德經》，是不同的東西。老子顯示出這個時代思想家共通的、根本的「態度」。以這層意義來說，不妨假設老子先於孔子。

所謂「無為」，是對「為」的否定。「為」的意思，可以說是「以力量強制」。那是什麼樣的力量？一種是透過巫力的強制，換句話說，是作為氏族社會傳統的互酬原理。另一種是武力的強制。武力的強制隨著氏族社會的瓦解而出現。老子1所說的「無為」，對於這兩種強制都採取否定的態度。在這個意義下，「無為」不只是道家（老莊），也是儒家、法家共通的態度。所謂無為，就是不倚賴巫力與武力。「思想」之力量就在這裡形成。而且，也只有這種時候，思想家才具有力量。

孔子否定使用暴力的統治，他提倡以「禮」與「仁」來統治。同時，他也否定透過巫術的統治。舉例來說，他曾表示「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論語》）。換句話說，孔子否定暴力與巫力的「為」。所以，雖然《老子》一書非難孔子的「作為性」，但我們可以說孔子在與老子不同的意義下，同樣追求「無為」。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看起來和儒家相反的法家。就像字面上的意思，法家提倡法治主義，但那並不是透過法來嚴格管理被支配者，反而是運用法來抑制濫用權力的支配者（豪族們）。提倡「純粹法學」的德國法學家漢斯•凱爾森主張，「法」不是國家拿來束縛人民的東西，而應該是約束國家的東西。在某個意義下，最早提出這種想法的是法家。根據法家的看法，支配者、特別是王本身，應該率先守法。這樣一來，臣下也自然會遵從法令，君主也就可以「無為」。

進入戰國時代，法家的勢力變得強盛。舉例來說，在諸國之中位於西方邊境、原本落後的秦國，因為宰相商鞅的治理，急速地成為強國。商鞅是在秦王「賢人公募」下，來到秦國的法家的學者。商鞅貫徹以「法」統治的思想。這樣的法治主義，並不是透過法來管理被支配者，而是運用法來抑制濫用權力的支配者（豪族們）。為了達到集權化的目的，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舉例來說，商鞅將違犯法令的王的兄長，處以劓刑（割掉鼻子），從此人人自然守法。這可以說是法家的「無為自然」。

商鞅更進一步把氏族（家戶共同體）分解為家庭，並且建立以小農為單位的社會，人稱「商鞅變法」。透過這樣的政策，稅收和徵兵得以確保。秦經由這樣的改革成為強國，更進一步成為統一全國的帝國。簡而言之，帝國不光是憑藉著武力形成的；還有，帝國也不是巨大化的國家。為了形成帝國，「思想」是必要的。商鞅的所作所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舊有的氏族共同體，從根本上解體。

秦帝國採中央集權，以「郡縣制」來統治全國，也就是從中央派遣官吏，取代過去支配各地的豪族。秦始皇所推行的許多政策，和波斯帝國的政策共通；比方建立道路、驛站等通信制度，以及統一度量衡與貨幣等經濟政策。透過這些措施，一方面確保中央集權式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越地區的閉鎖性，擴大交易。換句話說，促成了交換模式C的發展。但是，這些政策的根本，仍然是貫徹交換模式B的思想。那是超越血緣關係、超越人格化的主從關係，以實現「法」的支配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完全抹除交換模式A。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

秦帝國所實施的郡縣制，和周代的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光是從中央集權、地方分權這種外形上的區別來看，無法了解其真正的差異。真正的差別，在於互酬原理是否還殘留。隨著「分封」所產生的個人的主從關係，成為周代封建制的軸心，最後的結果，形成各地區國家濫立的戰國時代。相反地，成為戰國時代霸主的秦王朝所採用的郡縣制，則是由中央派遣官吏到各地方。官僚服從的對象與其說是皇帝，不如說是非人格化的「法」。也就是說，法家與秦始皇的目的，是連根拔除過去源自互酬性的各種權力。

經過上述的說明我們不難明白，關於中國的帝國，法家所扮演的角色。西亞產生帝國的過程，應該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比方「以眼還眼」這句話，大家都知道它出自舊約聖經，但事實上它的來源更早，出現在巴比倫尼亞的《漢謨拉比法典》；而且本來在蘇美就曾有過。所謂「以眼還眼」，並不是鼓勵人報復，而是說如果遭人白眼，可以瞪回去，但是不能有超出這個以上的行為。這個想法在今天來說，稱為罪刑法定主義。在這個意義下，「法」禁止報復的連鎖性擴大，也就是禁止負面的互酬性。

所謂的「法」，否定過去互酬的方式，而認可等價交換。希臘的城邦也耗費長久的時間，來制定否定報復的法；同時哲學家們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引人深思的議論。那麼，在蘇美又是如何？「以眼還眼」這種思想，不是人簡簡單單就可以想出來的。所以，在蘇美必定也有過類似法家的思想家，同時還有與之對立的思想家，也必定存在過。也就是說，蘇美也必定有過「諸子百家」的時代。可是，並沒有記錄遺留下來。先前我說史料不足，就是這個意思。相反地，中國則留下來豐富的史料。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從本質上、而不只是外觀上，去觀察一般專制國家或帝國的形成，只能參考中國的例子，沒有其他的途徑。這是我的想法。

＊作者為出生於日本學運世代，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文學評論家，近年來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日本311地震之後，他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並親上街頭遊行。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心靈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