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說，像她一樣關切中國人權問題的日本研究者，往往都是右派，但這些人的問題是，常常利用研究成果煽動對中國、朝鮮的仇恨，進而歧視這些國家，這也是她無法贊成的。還有一些日本右翼常跟台灣獨立派合作，過度美化日本。阿古教授笑著說：「日本不是那麼美好的國家，有很多問題的！」
阿古教授認為，日本的民主主義之所以不成熟，是因為缺少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這一點要仰賴教育的變革才能逐漸改善。至於左右之間、或者不同立場的碰撞，則牽涉到彼此是不是能夠理性溝通、超越自己的局限。她在演講中也提出四個建議：盡量客觀了解道德觀的衝突、面對事實、尊重專業主義、維持耐性。她最後呼籲，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主體性，要小心可能會利用你的勢力，每個人也要堅持誠實的態度，不要只是考慮自己利益為主的那種立場。
阿古教授表示，戰爭是人類的災難，我們一定要弄清楚這種災難是怎麼發生的，否則戰爭還會再發生。現在日本的媒體時常強調中國與韓國的缺點與反日情緒，這難免讓日本的年輕人不高興，覺得中國與韓國為什麼這麼仇日。與此相對，阿古說，東京大學跟北京大學不久前辦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社會弱勢的問題。北大學生的程度非常好、討論能力非常強，但他們說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非常好，反倒是沖繩人沒有少數民族地位，總是遭到歧視。阿古也批評，北大學生的觀點太過簡化，這一定程度都是受到媒體與宣傳的影響。
對待戰爭責任，德日為何不同？
對於日本人不願意承認戰爭責任的問題，阿古說也有很多日本人承認戰爭的責任，日本政府（尤其是社會黨執政的年代）過去也曾經道過歉。至於為什麼日本與德國對待戰爭責任的態度有所不同，阿古認為跟冷戰時期的局勢有關。日本選擇跟美國合作，站在資本主義陣營反對共產主義，這一點跟台灣很像。阿古說，台灣人會那麼喜歡日本，其中也有冷戰的因素。德國在戰後隨即開始賠償、教育的工作，但是日本戰後跟中國分屬兩個陣營，就沒有很好的處理這一件事。70年代的中日交流與友好並不是民間自發，而是雙方政府基於外交需要所營造出來的，戰爭的相關問題還需要民間與政府一起努力，民主國家也應該一起合作對抗反民主的因素。
採訪側記：日本人（該）是什麼樣子？
在阿古教授的演講之前，現場先播放了一支紀錄片—《石原莞爾將軍：發動戰爭的男人》，講述「大東亞戰爭」的理論指導者石原莞爾中將的故事。正當觀眾沉溺於一位日本將軍發動侵略的理論與現實之中，一位個子嬌小的東大教授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剛才看了這個紀錄片以後，我自己作為日本人，覺得有一點害怕、有一點恐怖。」
這位教授正是當天活動的主講人阿古智子，她說，日本人並不常看這樣的戰爭紀錄片，日本的小孩子也不怎麼有機會看，所以覺得比較恐怖。從這個看似閒聊的開場，卻點出了一項事實。距離今日已超過7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已經沒有多少人真的親身經歷。而日本人與台灣人對於中日戰爭的面貌與記憶，在不同的歷史教育與政治宣傳之下，真的會指向同樣一組歷史事件嗎？
年齡在73歲以下的中日民眾，其實就根本沒有機會親自見證二戰，大家都免不了是透過教科書、各種媒體與口耳相傳，來理解中日戰爭。作為日本的鄰國、以及曾被日本侵略與殖民的國民，看了講述日軍參謀如何謀劃發動侵略戰爭的紀錄片，感覺當然不怎麼好受，現場也有好幾位聽眾表達了對強大日本的恐懼、以及對日本可能再次侵略鄰國的擔憂。
經常造訪中國、先生也在北京擔任駐外記者的阿古教授說，台灣人對日本的印象讓她很意外，日本人沒有那麼厲害、那麼團結，但她也希望日本更多些靈活性，不要只知道服從與守舊。透過紀錄片所展現的日本將軍形象，跟眼前這位實際站在眼前的日本學者，那個才是我們印象裡的日本人？那個才是日本人的真面貌？除了阿古所說的「日本也有各式各樣的人」，也如同現場一位聽眾所說的，阿古教授給人的感覺「是個不太像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有更多像阿古教授這樣理性的聲音能夠發揮力量，也許日本的鄰國也不用在二戰已經結束的七十多年後，還要繼續「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