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花在公民參與和社群建立的時間也變少了。在《一個人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哈佛教授普南（Robert Putnam）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人民參與社會和公民團體的遞減情形，研究範圍從保齡球聯盟、父母教師協會，到政治組織都有。我們把自己搞得朋友跑光光、守望相助的鄰居變少，社區變得不穩固，而且對自己在民主政治系統裡扮演的角色，也幾乎漠不關心。
弄到最後，我們的社區沒辦法像以前一樣那麼緊密。現在，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找不到可以訴苦的對象；這個數字是1985年的兩倍，根據當時的報告，在社交上感到孤立無援的人少多了。除了情感支持減少外，連物流上的支援也乾枯了：要是你需要保母、有人幫忙搬家、搭便車去機場、生病的時候叫外送、出外旅行時候有人能幫你收信、遛狗、澆花，或是找一群球友一起打籃球、壘球、或玩撲克牌，那你可能沒那麼走運。大家都愈來愈忙，也（或者）把自己搞得太孤僻，做不到這些事情。那既然我們還是免不了這些需求，市場就趁隙而入，填補這個空隙。現在，我們可以請人照顧寵物，遇到分手低潮可以請人輔導，也可以請人搬東西。我們付錢請人帶小孩、辦活動來娛樂他們。我們還可以買電腦遊戲，和模擬對手一起競賽。這就是商品化在作怪：把過去曾經是公共的設施、鄰居間的活動、或朋友扮演的角色，轉變成可以私下購買的東西或服務──也就是商品。
系統思考者常說到正回饋環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問題帶來的影響，會加重原本的問題。比方說，全球氣溫上升，冰帽融化，地球就更難靠冰帽來反射掉雪地上明亮的陽光，所以全球氣溫又升得更高。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我們「融化中」的社區。以前，我們有鄰居、朋友和公共設施，彼此免費幫忙，現在我們卻得更努力工作，才買得起這些失去的服務，所以我們的壓力就變得更大，更難對社區有什麼貢獻。真是愈沉愈深啊。
幾乎所有我們找得到、用來測量社會進步程度的指標都顯示，就算過去幾十年來經濟持續成長，但情況卻對我們愈來愈不利。在美國，肥胖已經到達最高紀錄，二十歲以上的成人，整整有三分之一是胖子，而六到十一歲的孩子中，也有將近20％的小胖子。一份2007年的報告透露，2003～2004年間，青少年自殺的比例增加15％，這是十五年來，單年增加幅度最高的。2005年，憂鬱症患者是1945年的十倍。1994年到2004年間，抗憂鬱藥物的使用量增加了三倍。現在，有高達四千萬美國人對自己家過敏──對油漆、清潔產品、處理過的木頭、壁紙，以及塑膠裡的化學品過敏。我們晚上的平均睡覺時間，比1900年少了20％。美國人的工作時間比其他工業化國家的人都還長。個人消費者的負債已經增加為收入的兩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05年美國人積欠了大約8320億美元的信用卡債，而且預期到2010年，數字會瘋狂激增到1.091兆美元。平均每個持卡人大約有5,000美元的卡債（2010年預計會到將近6,200美元）。除了入不敷出以外，我們的國家還面臨很多破壞性的問題，像收入不均、貧窮、無家可歸的遊民、飢餓和缺乏健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