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兩樣心情！首先是：小英總統平板中庸的雙十文告為什麼會讓對岸的國台辦定調為「兩國論」？然後是10月20日所舉辦的「反併吞」遊行所帶來的效果在國際媒體上出現大幅面積的正面效果。
針對小英總統在雙十演說內容，新華社報導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的評論指稱，滿是「兩國論的分裂謬論與針對大陸的對抗思維，暴露出配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大陸的『險惡用心』」，馬曉光還說：「如此充滿敵意的挑釁言論，進一步證明民進黨當局是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只會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將台灣帶向更加危險的境地。」
國際新風向：就是該讓中國生氣！
相對的，於10月20日由喜樂島聯盟推動在發起的「反併吞」遊行，在諸多國際主流媒體上卻產生意想不到的的正面宣傳效果。
國際三大通訊社（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都佔據了相當版面，其他像是彭博、金融時報、半島電視台等等知名媒體也都在世界各地媒體上出現高光度。這次的多家媒體報導中，除了真實寫出台灣多數民意的想法，還有的順帶簡介了台灣獨立運動史以及對台灣本土認同的民意長期趨勢。
如果我們不從單一政黨的立場去觀察，純就台灣追求「國家正常化」的訴求而論，這次的民意表達，確實已充分達到了向世界發聲的具體效果。再進一步言，細究這麼多國際媒體的報導中，我們更發現到幾乎都捨棄了過去的質疑甚至是鄙夷的態度，且都一致性地改為十分中性的語調，忠實報導了台灣人民想要舉辦遊行吶喊及公投正名的主要訴求，乃是想要展現台灣乃是一個跟中國完全不一樣的「民主國家」，並且多數人想要用公投來實現「independence from China」。
某些媒體甚至還一反過去向來都以「北京政權」的發言角度，完全改用「台北立場」稱許小英總統在拒絕北京的各種無理施壓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並且也提到，說她是一位很穩健與溫和（moderate）的領導者，努力在平衡國內的民意。
中國正在成為國際輿論「清洗」的對象
說白了，這麼多國際媒體的態度變化，其實就兩句話可以完全概括掉的：其一，再也不必理會「中國會不會生氣」了；其二，中國正在成為國際輿論的圍剿對象。如果再濃縮成一句話，就是，國際的大風向果然已經大轉彎了！抗中堵中成了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大正確。
而，在這樣的新風向下，台灣所欲追求的「國家正常化」之基本訴求，是否正合其時呢？是否到了最有利的時機呢？台灣人民該如何掌握此一有利趨勢順風前行呢？
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來談談這次又被國台辦所已定調的「兩國論」。
早在小英參選總統時，對岸就不時會搬出「兩國論」來質疑小英的意識形態；小英當選總統之後，對岸仍不放手，繼續抓著「兩國論」當作攻擊靶子；直到這次的小英的雙十講詞，中共仍不忘抬出這套劇本照演一次。所以，不管小英總統現在腦子正在想甚麼，反正中共就是直觀認定妳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兩國論」，而「兩國論」當然就是幾百種「台獨」中的一種。
那麼，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這套「兩國論」的前世今生。
意圖砍斷「一中」枷鎖的「兩國論」
話說1999年7月9日，德國之聲總裁Dieter Weirich、德國之聲亞洲部主任Gunter Knabe與德國之聲記者Simone de Manso同時進到總統府錄影專訪李登輝。他們當時曾問到「在並非實際可行的『宣布台灣獨立』與不被大多數台灣人民接受的『一國兩制』之間，是否有折衷的方案？」
李登輝胸有成竹地即席回答：「中華民國從1912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中共方面當時對此一言論反應極為激烈。他們認為台灣就是要「放棄一個中國」，以兩國論走向台灣獨立，並試圖形成政策。易言之，台灣當局的自主意識已經從過去的「暗獨」走向「明獨」。
有一段歷史紀錄是這樣記載的：
1998年8月，李登輝下令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由張榮豐、陳必照與林碧炤擔任顧問，蔡英文擔任召集人，召集多位年輕法政學者參與研究。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華民國主權如何與一個中國脫鉤」。該研究報告於 1999年5月完成，由召集人蔡英文提報殷宗文同意後再呈送給李登輝。據已知的資料了解，該一研究成果，乃是蔡英文帶領的小組研究出來的，李登輝不但大為賞識，而且還照單全收。(請參考知名記者鄒景雯小姐所著《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
這裡面提示了一個重中之重的兩岸命題：「中華民國主權如何與一個中國脫鉤」。這命題啟示了兩個重要任務：1.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2.將台灣從「一個中國」的既有認知中一刀切割開來。
「兩國論」乃是要徹底擺脫「中國內戰的延續性」
在當時，這當然是驚天動地的一種兩岸意識認知的大轉折。
據當時偏藍菁英取向的《商業周刊》曾對台灣587位企業經理人做了一份問卷調查，結果同意兩國論者為78.4％，不同意為15.3％，無意見為6.3％；自稱藍色正統的新黨，也曾委託民意調查基金會作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5.2%的受訪者贊成李登輝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反對的人則有23.4%。
自此，李登輝在台灣成了「台獨教父」，在中國則被判定為「分裂國土的頭號戰犯」。
從現在的時點往回去看「兩國論」，其實不難察覺李登輝或蔡英文的基本用心：徹底擺脫「中國內戰的延續性」，藉之以斬斷中國道統上的繼承依存關係，因此才會出現「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更新論述，再進而衍化成現在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之理念性國家概念，也就是許多法理獨派人士所癡笑的「華獨」。
「台獨」成了中共餵養民族主義大魔獸的最佳養分
但，無論台灣的此一理念怎麼演化，中共政權都一律將之視為「台獨」的一種變形。說白了，除非台灣能像香港一樣地「回歸祖國」，而且要能絕對聽命於北京中南海，否則，只要你「拒統」、「抗統」、「反統」，就一概斥之為「台獨」。也唯有這樣的黑白兩分法，中共才足以餵養永遠不知飽意的那頭民族主義大魔獸。也就是說，只要把「台獨」的標靶高高懸著，就可以一直吸引並刺激著民族主義大魔獸的狂嘨與噬血慾。
回到台灣自身的立場來看，「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大抵都應該會是幾個主要政黨或藍綠陣營的主張，也都不時地會被強調的日常口號。而所謂「台獨」與「不台獨的」的分界線，大概可以放在「國家正常化」的課題上加以區隔。而多數人的認知裡，關於「國家正常化」的內容，不外乎就是一些被稱為「殖民國家符碼」的修正或更替，如國名、國旗、國徽、國歌等。
我完全承認這些「殖民符碼」的換置都是必要的「國家正常化」重要程序。但是，我卻很懷疑，有需要上升到「公投」這樣的程序去動大手術嗎？
「國家正常化」絕不應只是更換「殖民符碼」而已
更進一步，我要質疑的，難道更換了這些殖民符碼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級數就都可以大跨步得更加進步而成熟了嗎？台灣人民生活品質因此就能更幸福更安全嗎？台灣年輕人的未來希望就能自然實現嗎？台灣的生存環境就會更加美好而不再橫遭破壞嗎？台灣年輕人的居住正義就能受到維護或保障嗎？
就算拚了吃奶的力氣而把「中華民國」如願地換上「台灣共和國」，我完全舉雙手雙腳贊成。只是，這樣的結果，除了滿足於多數人民長年追求的一份深層情感之外，上列隨手列舉的諸多生活困境，就因此而全都能迎刃而解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國家正常化」是一場長期戮力以赴的運動。我之前已多次撰文表達，「台灣沒有統獨問題，只有左右問題」，我的基本用心乃在於不斷提醒每位政治運動者的伙伴們，如果不能認真討論並潛研制定出一部最適合的「台灣新憲法」，則即使完成國家「正名」工程之後，台灣還照樣被綁在幫派型的肉桶政治中！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被傲慢掌權的統治階級所宰制的台灣社會，也不過只是換了件不同顏色的衣服穿穿罷了！貧富嚴重不均幾時能休？
不能已於言者，許多人都被誤導成：討論憲法乃是憲法學之法律專家們的任務。這是其錯無比的一種認知大謬誤。
憲法是人民用以規範並限制政府權力行使的授權書
我必須再一次引用美國知名政治學者卡爾．羅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的論點來強調：
「憲法是控制政府權力過程的基本文件，其目的在於提出限制和控制政治權力的範圍，把規定政治權力的統治者從絕對的控制下釋放出來，使他們在活動過程中取得合法的分享。」
正因為政府之施政必須依據憲法之立憲精神和制訂方向作為施政之最高依據，在其行使公權力時不得有所逾越，所以制憲工程必須是根據政治工作者(當然也涵括了每位從政的法律學者)具體主張而創立的。這也才有所謂的國家未來政策方向上的「左」「右」之別。
「福利社會國家」需要在制憲工程上被充分討論
謹藉此援用年輕、留學歐洲的吳媛媛教授所著《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一書在〈前言〉所提及令人刻骨銘心的一大段說明語言：
『要理解北歐社會和其他社會的差異，我發現很難避開「左」和「右」這組十分方便的用詞。這組詞之所以對臺灣人來說有點陌生，並不是因為它很難懂，而是因為這個常識幾乎被臺灣的學校教育忽略了。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兩個面向，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與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於一般大眾的福利上，並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中，每個學生通常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概念。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北歐社會的政治光譜很寬廣，從最左到最右都有代表的政黨和支持者。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北歐的整體重心明顯還是偏左，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在臺灣長大的筆者來說，在北歐生活會有種置身於科幻小說的錯覺。
我在來瑞典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世界上有這樣的社會存在，也就是說，我從小長大的環境裡並沒有提供我足夠去掌握、想像和探討偏左意識的素材。即便政治、社會學的課本上有著明確的解釋，然而最深刻的體會，往往來自於生活的點滴，是我們和親人的互動、面對富貴貧賤和生老病死的態度，以及看待自我實現的方式。』
憲法所要體現並確立的就是人類生存的價值感。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哲學和思想問題，而如何透過一個有效政府去培養並創造出國家公民的價值感，則屬於政治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到底台灣這個島嶼，如何創造出一個充滿價值感的國家與人民，是左轉去向北歐福利國家學習，或是向右跟著自由市場典範國家看齊，都是值得有志者們勇敢攤開來進行理性大辯論的。
台灣現有的幾大政黨，從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親民黨等等，幾乎無人能識別其真正的左右黨性，在各種場合的激情論辯中，我們也都看不到他們究竟是要把正名後的台灣指引到哪個方向？至於台灣的未來希望，除了一個「獨立」的口號，從來就不能明白告訴人民台灣的未來願景到底是往左或往右？
如果中國立憲先驅者劉曉波能為了自己親自參與起草的《零八憲草》而不懼強權、寧死不屈，那麼台灣得以幸運地走在「國家正常化」的民主大道上，眾多民主建國先驅們，能不為涉及台灣人民長治久安的幸福之憲政內容的大工程扛起責任嗎？
《引領台灣長治久安的「制憲運動」》系列文之(二)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任《六都春秋電子報》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