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林戰早已結束，法律戰才剛點燃烽火。美國向來是「律師治國」，新聞報導和輿論批判固然重要，但集體訴訟（class-action lawsuit）才是對抗大企業甚至政府的利器。《橙劑風暴》也描述了一群老兵如何從1978年開始，拿起武器（不是槍砲，而是自身與子女的痛苦）、追隨領導者（不是指揮官，而是律師與檢察官），展開另一場艱苦的戰役，對手則是美國農化業鉅子陶氏化學（Dow Chemical）、孟山都（Monsanto）與鑽石三葉草（Diamond Shamrock）。
越南民眾與組織的法律行動則晚了20多年。2004年1月31日，「越南橙劑與戴奧辛協會」（VAVA）前進美國，到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對幾家涉及生產橙劑的美國大企業提告，指控它們違反《1907年海牙公約》（1907 Hague Convention）、《日內瓦議定書》與《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犯下戰爭罪行，官司一路打到美國最高司法殿堂──聯邦最高法院（SCOTUS）。
比叢林戰更艱苦的法律戰
兩場司法戰役曠日廢時，結果也不如人意。越戰老兵的案子在1984年5月以1億8000萬美元和解，讓許多受害老兵覺得自己不但遭到出賣，而且是賤價出賣。越南民眾的案子則是在聯邦最高法院鎩羽而歸，甚至根本未被大法官受理。
《橙劑風暴》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努力與失落，他們獲得的幫助與遭遇的挫折，有人幫他們打官司、有人幫他們著書，有人幫他們寫歌。非常辛苦，有時令人沮喪，但仍展現民主多元社會最珍貴的一面──公民運動。這個社會的珍貴不在於不會犯錯，而在於持續不斷地自我檢視、自我修正，讓弱勢者有機會與強勢者搏鬥。
戰爭罪行與悲劇 凸顯公民社會的可貴
正是拜公民運動之賜，美國政府從其他方面著手，多多少少為受害者送上公道與補償。國會在1991年通過《橙劑法》（Agent Orange Act）要求聯邦政府退伍軍人事務部（VA）以其龐大的醫療體系照顧橙劑受害官兵，並責成國家科學院（NAS）研究與橙劑相關的新疾病。NAS的研究在2015年到期，雖然老兵老矣，但近來跨黨派國會議員又提出《橙劑接觸公平性法案》（Agent Orange Exposure Fairness Act），要求延長NAS的研究工作25年。
在距離美國幾千公里的越南，隨著華府與河內關係從正常化到熱絡往來，自柯林頓（Bill Clinton）以降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曾訪問這個昔日敵國，美國政府出資的補償與清理餘毒工作也次第展開。越南政府成立了許多以「和平村」或「友誼村」為名的橙劑受害者（第一代或第二代）安養機構，自行出資同時也向國際募款。
其中有不少機構就是由美國退伍軍人組織贊助。我們在《橙劑風暴》中也看到動人的一幕，來自美國的年輕志工擁抱越南的受害者。說來諷刺，美國這個超級強權既是世界和平捍衛者，也是全世界作戰經驗最豐富的國家。從最近華府為阿富汗戰爭槓上國際刑事法庭（ICC）的事件來看，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確涵蓋其戰爭罪行，這樣的國際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儘管如此，美國的公民社會仍然可以發揮強而有力的作用，為國家的罪孽做出細水長流的補償。補償不能抵消罪行，但是絕對必要；補償與歷史認知、反思結合，將讓悲劇昇華出深遠的正面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