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80年的美國學生來說，去中國跟去外星球是差不多的感覺。對當時中國人來說，金髮碧眼的美國人也跟外星人相去不遠。」潘文用著道地的中文，分享當年初來乍到踏上中國大陸的新鮮與好奇，眼神中還閃爍著當年的興奮。成長於美國紐約的潘文，人生三分之一都在橫跨大半個地球的北京渡過，還在北京娶妻生子。看著中國從剛剛改革開放的純樸，經歷天安門時期的動盪，再到習近平治下的高壓緊繃，潘文感嘆，1980年代的中國人「特別可愛，特別好客」，經濟發達後大家變得有錢，卻也愈來愈現實，利字當道。共產黨洗腦教育下，現在的中國人對外國反倒比80年代更有敵意。
與台灣擦身而過，卻陰錯陽差來到北京
1977年，潘文（John Pomfret）進入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神經科學系，因為大二修讀了「中國政治歷史」而對中國文化深深著迷，大三繼續修「中國人類學」更是愈唸愈有興趣。自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北京，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中美兩國互動日漸熱絡，中國研究也在美國興起「那時《紐約時報》頭版經常都在報導中國新聞，讓我覺得中國研究是個比較實用的學科，就這樣唸了下去。」
大三那年結束前，潘文原本有機會透過史丹佛大學「亞洲志工計畫」（Volunteers in Asia）來台灣教英文，卻因面試前一天和朋友喝酒喝太多，導致面試時講話不清不楚而落選。與台灣擦身而過的潘文，幾星期後卻立刻獲得一個前往中國的機會。透過他認識的華裔教授推薦前往北京語言學院就讀，一待就是兩年。
穿著羽絨褲、腳踩黑布鞋 美國留學生眼中超酷的中國人
潘文回憶，對當時美國學生來說「到大陸跟去外星球一樣」，抵達北京後當地人對他們的態度，也像是看到從未見過的新奇物種般好奇，「你到任何地方都會被包圍起來，你跟他們說話，他們的反應不是『他會說中文』，而是『哎呀，他會說話呀』，好像是猩猩會講話一樣。」這種時候也會特別感受到北京是一個離家如此遙遠的地方。
在中國求學的兩年，潘文笑說那時的自己「看起來特別傻」，對著中國人有著特別的崇拜「那時我們一幫留學生都覺得中國人好酷，大家都學著當地人穿藍色羽絨褲、黑布鞋，想要完全融入當地生活，甚至想變成中國人。」讓他印象相當深刻的一件事是，某次他和一位義大利男子在中國旅遊，連續55天一句英文都沒講，「那個義大利人英文特別差，我又不會講義大利文，我們只好用中文交談。」中國人看了也覺得很奇怪，還以為兩個人是從新疆來的。
共產黨洗腦民眾「排外」 潘文感嘆：80年代的中國人比現在可愛的多
當年在中國的外國人不多，但當地民眾卻好客熱情，「比現在好客的多。那時的中國人特別可愛，有時間和你交流，還特別想和你交流。」當時中國對外封閉太久，人民都聽膩了國家的宣傳，「國家說什麼他們就不信，政府說美國不好，他們就覺得美國就是好。」但現在不同了，除了中國社會更加對外開放，中美關係變得更複雜，更關鍵的是八九學運後，中共採取的愛國教育大大改變了民眾的觀念。
潘文說，毛澤東時期教育中國人「要為自己，為中國驕傲」。但自從八九學運後，共產黨利用民族主義洗腦民眾，西方國家都想欺負中國，導致民眾日漸排外，「很多人說中國一直都在搞民族主義並非如次，是到六四事件後，共產黨教民眾要恨外國，這和老毛（毛澤東）時代很不一樣。」
習近平上台後排外和懼怕外國人的氛圍更加明顯，潘文說，2011年到2016年間他在中國與學者交流時明顯感受到，「2011年學者們還願意說一些比較有意思的話，到2016年在公共場所學者們幾乎都不敢說話，因為害怕說了有點過火的話，就會丟了工作。」社會的高壓至今沒有減弱。
初生之犢不畏虎 潘文回憶天安門鎮壓的那一夜
天安門事件爆發時，30歲的潘文正好是《美聯社》駐北京特派記者。為了獲得第一手消息，他混入學生群中，與學運領袖們朝夕相處，「我住過男生宿舍，很熟悉學生的味道，那是一種汗味混和了大蒜和一點點醬油的臭味，我一聞就知道哪些人是學生。」1989年6月3日晚間9時30分後所發生的事情，潘文至今仍記憶猶新「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家吃完飯在路上走走，看著一台台的裝甲車從國防部開出來，就知道有大事要發生。接著我聽到像鞭炮爆炸的聲音，離我非常近。裝甲車將長安街上學生用來擋住軍人的公車撞開， 我在小胡同裡一路追著大街上的裝甲車。」
潘文一路追趕到木樨地，目睹解放軍和民眾發生嚴重衝突，民眾對軍人丟汽油彈，解放軍則開槍掃射，「後來我一路沿著故宮到北京飯店，從東邊進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仍有幾千、幾百個學生在示威、喊口號。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留下來繼續抗爭，但最後被侯德健說服，我跟學生也慢慢撤離。」
潘文說，他之後以記者身分派駐戰地八年，回想在天安門那個晚上，子彈其實離他非常近，「我太傻了，那時像鞭炮爆炸的聲音就說明了子彈離我真的很近，不過我當時不知道。」潘文笑說，中國有一句話叫「初生之犢不畏虎」，就是當年他的最佳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