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讀中文系的人,應該反對課綱微調

2015-06-28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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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古籍,還應該是中文系獨尊的嗎?(網路圖片)

中華古籍,還應該是中文系獨尊的嗎?(網路圖片)

近日唐捐與楊佳嫻兩位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對談「讀中文系的人」,這個題目引起幾篇文章接續討論。包括作家顏訥與臺大中文系教授許暉林,都對中文系的發展提出建言。顏訥〈當中文系成為一句髒話:從國文課綱微調談起〉〈如何鍛造這個世代的中文系——從回應台文系出發〉二文,回應了唐捐對「中文人在課綱微調議題中的缺席」的感嘆。許暉林〈讀中文系的人〉一文,偏重討論中文系如何加強語文訓練對現代社會的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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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中文系的應用價值固然是非常值得討論,但是如果以此回應唐捐、顏訥的論題,則似乎有誤讀之處。因為唐、顏關注的是中文系在臺灣社會的文化意義、話語正當性,而非僅在應用價值的層次上。這就是為什麼「課綱微調」議題在唐、顏的文章中有重大篇幅,而許文卻完全沒有提及。筆者循著唐、顏的話題,想更明確地指出:「讀中文系的人,應該反對課綱微調。」這不是盲從輿論,而是因為如何在此議題中選擇立場,涉及了中文人的切身利益。

臺灣第一所「中國文學系」,是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脫胎而來的臺大中文系,他在系所網站上的教學目標是這麼說的:「發揚中國文化,傳授經學、小學、諸子、文學、文獻學等專門知識,以培養學生對於中國語言、文學、學術思想、文獻資料深厚之認知與研究能力。」這種發揚「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可以說是前幾個世代中文人的共識。這種傳承使命,在鞏固「中華文化」以追求反共救國的戒嚴時代中,實有其不得不然的自我歷史定位。但是在「中華文化」獨尊的價值觀中對臺灣本土文化的漠視,很容易演變成無形的壓制。例如已故的臺大中文系教授吳守禮,其長子吳昭新就曾公開表示父親因為以臺語研究為專長,才會屈居副教授十八年。[1]箇中真相,我們無法完全了解,然而可以推測,與神聖不可動搖的中華文化相比,臺灣學人在戒嚴時代的相對剝奪感,自然非常深重。

解嚴以後,臺灣主體性日益壯大,1995年,真理大學成立第一所臺灣文學系,使中文系在文化意識與文學研究兩方面,都出現積極的競爭對手。《文訊》曾在2001年企劃「面對文化的使命感會消失嗎?──中文系的挑戰與變革座談會」,邀請臺灣各中文系主管發表意見,其中一條題綱即為「中國文學/台灣文學」,這種危機感在戒嚴時期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當日的中文學人大多認為,只要加強中文系內部的臺灣文學課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顯示他們某種程度上,還是受制於戒嚴時代的思維,忽視了「中國」(無論是「文化的」或「政權的」)文學系在臺灣主體意識面前的尷尬地位,還是認為「中華文化」仍具有無可置疑的優越地位。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當「搶救國文聯盟」在2015年的今天,還堅持著「國文教育的興衰,關乎國族文化慧命之存亡。」其實就像大夢不醒的人,試圖以倫理教條與尊古意識,保護已經破敗的中華文化神壇。

隨著戒嚴時代越來越遠,今天的中文系學生已經很少抱持「傳承道統」的使命感,但是為什麼他們很少對課綱微調發表意見?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中文系畢業生,可以在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國文教育體制中,得到很大的生存空間。所以他們並不在意,這種以文言文佔絕對比例的國文思維,其實是舊時空的特殊產物,它並不能符應解嚴以後,逐步正常化發展的臺灣社會。照這個步調發展下去,終有一天,舊思維會被淘汰,而中文人目前在語文教育中相對優渥的生存空間,也會隨之消失。

如果中文人意識到這個危機,那麼他們會發現,相對於臺文系早在科系名稱與研究對象上,先備了對於臺灣社會的正面意義,中文系卻還徘徊在舊思維中無法掙脫,無法重新自我定位。中國文學系面對臺灣主體性的正常發展,不斷蹉跎著,日漸喪失它在臺灣社會中的論述正當性。這是一個必須警覺的現象!如果我們不在資源分配仍有利於中文系時,主動達到自我轉型,則未來可能會面臨更不由自主的轉型,與更嚴重的轉型陣痛。

我們應該重新自我定位,明確放棄不合時宜的「中華獨尊」包袱。更重要的是,在當前課綱微調的議題上,站在「臺灣漢文化」詮釋者的立場,固然可以主張文言文與中國典籍是臺灣學子值得學習的材料,但是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中,我們應該反對教育部蠻橫提高文言文比例、強迫選修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面對課綱微調,這才是讀中文系的人應有的立場。

*作者研究所博士生、國中國文兼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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