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無形的力量，我們叫他「心中的警總」。也就是在心中建立一個無形的警備總部，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檢查」。
然而我終究把他的小說讀了又讀。陳映真細緻的描寫，刻劃台灣社會變遷中的伏沉與憂傷，那種市鎮小知識份子的虛無和無奈，簡直無人能比。
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義情懷，卻因為時代的壓抑，有一種淡淡的虛無而憂傷的抒情。當時，作為一個「文青」，我們也都讀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龍天樓》，葉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說《約伯的末裔》等等，一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但真正讓我感動的，仍是陳映真。他所寫的每一個場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劃的麵攤、失落的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親故世的「雕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的青年……，彷彿是我們生活的寫照。
多年後，當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魯迅的小說《吶喊》《徬徨》，才恍然發現：「啊！原來陳映真的老師是魯迅。」
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繼的關係，得以在中和陳映真的家中，見到他本人，那時內心之緊張，真不下於如今青少年見到一個偶像。他的渾厚的聲音，高高壯壯的身形，讓我很難和《將軍族》那個蒼白的安那其主義的少年連結起來，而更像是已經走到了《夜行貨車》中的憤怒的壯年。
不久，就因為主編「大地生活」雜誌，而與他有了多一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顧，無論從文學、思想、理論、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
一九八二年左右，黨外雜誌在海外的策動下，發起了「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批判陳映真的運動。這是由於台獨不能公開說，於是以「台灣意識」為名，批判「大中國意識」。論戰過程中，陳映真被戴上「大中國沙龍主義」的帽子，但他卻太君子，總以為台獨與黨外都是被當政者所壓迫，所以不願意批判，更不恥於扣對方的帽子，反而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在理論上，和海外（美國、日本）的台獨論戰。但對手卻非如此，也不管戴陳映真的紅帽子會不會致他於死地，反而以他的中國意識為標的，死命的打。對手中，最主要是筆名為「陳嘉農」「宋冬陽」者，後來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生涯為標榜的陳芳明。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這一場論戰。但在我自己心底，卻怎麼樣也無法認同對坐過牢的陳映真揮舞紅帽子的「血滴子」，因為那是和獨裁者使用同一種邏輯，同一種語意，同一種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殺伐。我更不相信那個在《我的弟弟康雄》裡，充滿人道主義襟懷、虛無而憂傷的作家，那個在「山路」中，不斷自省著「如果革命墮落了……」的政治犯，會有所謂的「霸權」和「沙文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