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科學證據耶，不信嗎？其實那是一個烏龍檢驗。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所謂「扣案毛髮」是在哪裡找到的，然後才能根據案情決定要驗什麼。毛髮是在鄭新福租屋處的浴室水管裡找到的。那去比對鄭新福的毛髮幹嘛？如果驗出來是他，有什麼好稀奇的，他本來就住在那裡啊，這不是耍白癡嗎？該比對的對象是柯洪玉蘭，因為如果毛髮證實是柯洪玉蘭的，那我們就更有理由懷疑，鄭新福租屋處是不是殺人或分屍的現場，兩人是否確實有私人關係引發殺機。這份毛髮檢驗結果不是什麼「有利於鄭新福之認定」；剛好相反，正因為驗出來發現不是鄭新福，才應該繼續調查追問：那是誰的？是不是柯洪玉蘭的？
更六審將毛髮送驗時待證事項就錯了，此後更七更八更九更十更十一通通沒發現；果真更來更去，更到一個賣龍眼的！這不是鑑定技術的問題，而是辦案不用腦也不用心的問題，對卷證不求甚解。僅此一例，就知道這個案子調查證據的水準有多差。
司法裁判經常必須在兩方的說詞裡，選擇一個比較可能的來相信，因此有的研究形容法庭就是「說故事比賽」。以鄭新福為主角的故事沒有機會徹底調查，我們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夠成立，也不無疑點（例如：神秘電話為什麼說屍體在「青草海邊」？），但是有潛力。以邱和順為主角的故事，二十三年來竭盡所能的調查，結果一點物證都找不到，故事情節也自相矛盾，莫名其妙。
3 、法律
更十審被發回的主要理由是塑膠袋所裝的東西，和被告們的自白不符。於是案件踢回高等法院，進行更十一審。但是時光不等人，在更十一審期間，速審法通過了。速審法的直接影響是，如果再不趕快定讞的話，邱和順等人就不能繼續羈押，而必須交保。於是更十一審快刀斬亂麻，乾脆否認那個塑膠袋是本案的證物，這樣就不必調查了，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那個塑膠袋裡有一雙女鞋。柯洪玉蘭的女兒認出了母親的鞋。檢辯雙方在審理過程對這一點均無爭執，直到判決出爐，辯方才知道自己被突襲了：法官認定那雙鞋不一定是柯洪玉蘭的，也不是塑膠袋裡的東西，所以並沒有證據能證明塑膠袋和這個案子有關。按照正當程序，如果法院對於這份證詞有所懷疑，應該傳證人出庭，並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但是為了把這個塑膠袋切割出去不要調查，法院橫柴拿入灶，剝奪了被告的防禦機會。
更十一審因此犯下致命的錯誤：事實欄與理由欄不符。它的事實欄照抄歷審判決，認定被告們殺人棄屍分裝三袋，兩袋屍體一袋衣物；理由欄卻把第三袋的衣物排除於證據之外，說那跟本案無關。
判決在法律適用上亦有錯誤。當年的刑法有「牽連犯」的規定，就是兩個犯罪行為如果有「方法結果的牽連關係」，應論處比較重的那個罪。例如強盜一定得妨害那人的自由，否則那人跑掉了，就搶不到了，所以「妨害自由」就是「強盜」的方法，那麼只要依比較重的強盜罪來處罰就好了。按照判決所認定的事實，邱和順本欲強盜、結果殺了柯洪玉蘭，這是強盜殺人。林坤明本欲強盜、結果補刀想把柯洪玉蘭殺死，但她其實已經死了，因此林坤明犯強盜罪，補這一刀則是毀損屍體。然後邱和順、林坤明與其他人一起分屍棄屍，這是毀損與遺棄屍體罪。
就邱和順來說，他犯強盜殺人與遺棄屍體，但是遺棄屍體與殺人有牽連關係，因為殺了人必然棄屍，總不可能把屍體帶回家吧？所以按舊法，應論以強盜殺人罪。這部分判決是對的。林坤明呢，強盜與棄屍並沒有牽連關係，應該分別論處，但判決竟然也說這是牽連犯，顯然不合理。還有，判決在事實認定已經指明，林坤明補一刀的時候，犯意是殺人，但結果是毀損屍體；後來大家才決定一起分屍、棄屍。也就是說，林坤明補刀與後來分屍棄屍，雖然都是「毀損遺棄屍體罪」，但是犯意各別，因此應該論以兩個毀損遺棄屍體罪。判決忘記處罰林坤明的第一個毀損遺棄屍體罪，又誤把第二個毀損遺棄屍體罪併到強盜罪裡。
更十一審的判決書長達十一萬兩千多字，但是不必太佩服審案的法官，因為也不過就是滑鼠右鍵複製貼上而已，連手都不會酸的。更十一審的審判長是周盈文，受命詹駿鴻，陪席林海祥。十一萬字如果印出來一定擲地有聲，但是裡面只不過是這種貨色，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都錯。擲地可也！
延伸閱讀：張娟芬專文》邱和順案（1）：更來更去，更到一個賣龍眼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為邱和順案四之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