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懷夢想的企業家在創業維艱的過程當中，一定會遇到向有金融資本的個人或法人募資的經驗。創業是充滿風險的極限運動，要是創業的領域還比較新，僅憑藝高人膽大是不夠的。技術與市場前景就算看好，還需要耐心與格局兼備的資金配合紮實的策略與執行，方能成事。夠水平的新創投資人，絕對不能只是有錢出一張嘴而已。
因為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犯錯是統計上的必然。如何在決策過程上降低謬誤是提高投資勝率的關鍵之一，也是永恆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在游資追逐機會的熱絡市場中，許多狀似「獨角獸」(指私募融資的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 的新創飆股，可能其實只是小毛驢；而有些看似其貌不揚的小弱雞，說不定會演化成迅猛霸王龍。這個鑑別能力的培養與精進，是任何投資決策的重中之重。其中關鍵，不在結果，而在過程，以及驅動整個決策系統的思維模式。對創業家而言，了解投資人的語言與邏輯，甚至其內稟的誤區，更是提高募資成功率的必修課。
投資機構準駁投資項目的決策過程，不論是獨裁還是公議，在許多層面上與陪審團形成結論的過程十分類似，很容易受人心主觀偏見影響。借鑒普通法 (Common Laws) 體系中的陪審團制度來印證投資人的決策過程，可以看出很多頗值得深思的問題。曾拍過《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大導演Sidney Lumet的1957年的成名作《十二怒漢》，是美國法庭劇的經典。一名住在紐約貧民窟的18歲男孩涉嫌用刀刺死他的親爹，12名陪審團員在聽取了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之後，在法官的指示下，必須要被告推定無罪 (presumed innocence) 的前提下，根據所有呈堂證供，決定是否被告的確有犯下被控罪行的可能，已經超過了一般人合理懷疑的程度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要理解陪審團制度與新創投資決策的關係，要先複習一遍統計學上的假設檢定 (hypothesis testing) 及在檢驗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統計謬誤。
用十二怒漢的電影情節為例，邢事訴訟程序假設被告無罪，目的不在要求控方證明被告是否真的無罪，而是評估控方證據的說服力是否強到足以讓陪審團推翻被告無罪的假設。用統計學術語，無罪是null hypothesis (H0)，有罪是alternative hypothesis (H1)，假設檢定就是審判過程，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標準，其實是一個犯錯的機率。被告無辜卻被誤判成有罪，叫做「第一型統計謬誤」 (Type I error)，被告其實有罪，卻被誤判無罪，叫做「第二型統計謬誤」(Type I I error)。從刑法觀點來看，無辜的人被判有罪比有罪的人判無罪更令人無法接受，美國憲法修正案亦有Double Jeopardy條款以保障人權，思路亦類似。由此可見，普通法制度下的刑事訴訟程序，是在試圖極小化Type I error，而非極小化Type II error。如上圖顯示，Type II 與Type II error會因為檢定標準的設定而此消彼長。而在真實世界的統計測試中，選定假設往往比檢驗本身更重要。檢驗是科學，假設是藝術。問對的問題與把問題問對，對降低人類主導的決策過程的犯錯機率至為重要。這就與新創企業投資息息相關了。
對很多新創企業的投資人而言，往往是假設創業家失敗、做不起來或做不大 (H0)，然後透過盡職調查或深度訪談來找尋推翻這個假設的證據。如果投資人有足夠證據來推翻這個假設，或是相信經營團隊能夠存活到接 (火)棒的下家出現，就有可能合理化與執行投資。明明有可能做得成卻被誤判為做不成，就是新創投資的Type II error。如何降低這個error，就是鑑別新創事業投資人水平的重要指標。
問題來了: 前面已經提到Type I 與 Type II error會此消彼長，如果我們設計一套投資決策流程來降低Type II error，就可能會增加Type I error發生的機率，亦即錯誤投資了其實做不成的項目。在一個遊資氾濫但缺乏關注早期新創、投資人貌似資本充足但普遍缺乏全球籌資能力的創投市場，例如台灣，這種Type I error固然可以製造出新創企業投資前景一片大好的氛圍，卻也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adverse selection怪象: 真正的好團隊拿不到錢，跑龍套團隊卻整天花投資人的錢做一些外強中乾的事。或許某些不世出的精英團隊想做的題目很新、很大，但恰好台灣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讓這個團隊攻堅的機率增加，卻因為投資決策過程內在的統計謬誤與主觀偏見，超出了一般投資人的理解範圍或舒適圈，導致這些團隊必須放棄向本土創投募資。這個問題，與我在「陸資來台搞創投，別有用心」一文中提到的投資通縮陷井一樣，是妨礙新創投資蓬勃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
從Bayesian statistics的觀點來看，真實世界的狀態是由不同可信度的可能狀態疊加而成，數據判讀可以改變我們對真實世界走勢的預測，但我們仍然無法判斷某一種未來的狀態是否一定會實現。Type I error就是既有數據不足以支持改變我們先驗的世界觀，但我們卻改了；Type II error就是明明數據顯示我們的世界觀早該被揚棄了，卻還在抱殘守缺。這讓我想起華爾街老鳥喜歡講的笑話: 明明發現了該買的股票卻未買，是犯了sin of omission，明知不該買的卻心存僥倖買了，是犯了sin of commission。按照原始天主教的教義，如果行為人不作為是基於自由意志，這個罪的可批判性與譴責性是要用其相對的美德高低來量度的。用這個標準來檢驗某些被視為台灣本土新創路障的老頑固創投與僵化落後官僚與法規，不禁讓人懷疑，是否整個新創投資與營運環境的萎靡不振，是Type II error與sin of omission所導致? 滿手現金不投資，還喜歡對年輕創業家「耳提面命」、「諄諄教誨」的創投天使，是否懈怠了其與時俱進、引領風潮的社會責任?
新創風險投資是營利事業，雖然不是做慈善，但因為其本身功能的特殊性，是有可能將本求利又可以積功德的一門生意。事在人為，抱怨與挖苦無法積極促進改變。要提升整體環境的吸引力、想像力與競爭力，投資界應該反求諸己。也許我們應該讓創業家來評鑑創投的績效與決策過程，讓社會更深入了解，如何降低機會流失，與如何創造新的機會。
從金融角度來看，所有投資決定，甚至生命中每分每秒的所有決定，本質上都是一個賭注，每個決定都是取與捨的權衡。金融市場的發達，讓我們給每個選擇定價，透過這個價格，我們得以在時空上為各種選擇排序。飲食、上學、工作、結婚、生子、買房、炒股、甚至創業等等，都可以用這個框架涵蓋。
發達的市場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習俗、法律、人情、物理等種種不同的規則，構成了市場的邊界。市場的參與者做出的選擇，都是在這個邊界中追求最高的「幸福」。何謂幸福是很主觀的一件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幸福」通常可以用資本量化：資本愈多愈「幸福」。在這裡資本並不一定指的是金錢。聰明才智、天賦體能、富爸貴媽、甚至運氣，都是資本。
制度的有效與否，不在於規則是否完備，而在於參與市場的人是否信任制度，尊重制度，以及制度能否容許參與者挑戰制度的侷限，進而改善制度。制度容錯的能耐是很重要的評量標準。所謂容錯，不僅指制度對待失敗的態度，而是制度能否給予每個人再來一次的機會。
資源有限，未來難測，每個市場參與者都在利用有限的資訊，做出最能增加或保護資本的決定。每個人的資本存量不同，對資訊的利用效率也不同，因此在各種競爭之中，有輸有贏。一個好的制度，不僅能讓每個人儘量提高資本的增長與報酬，更可讓輸家重新來過。一個東山再起的second chance，不應是贏家獨佔的特權，而是社會群眾共享的資源。
資本主義制度所以能創造出那麼豐富的科技、經濟與文化成果，就是在於對待second chance的態度上，比其他制度更加自由開放。左派憤青會說那是散播幻覺，我說那叫創造希望。創業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積累。無法坦然面對失敗的社會，培養不出成功的創業家。
一代球神麥可喬丹，在芝加哥公牛隊叱咤風雲，打遍天下無敵手，於九零年代先後兩次三連霸NBA的輝煌戰史，至今仍為世人傳頌不已。喬丹另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讓NBA的形象風靡全球，而Air Jordan也成為繼可口可樂後，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之一。
對許多新世代的球迷而言，除了看YouTube上的視頻之外，恐怕很難理解喬丹當時讓無數粉絲高呼”I want to be like Mike!”的影響力。喬丹拍過一段極有名的廣告: 他身穿Armani，從黑頭車中走出來，穿過公牛隊球場後門，準備開始另一場比賽。從頭到尾，沒看到轉身拉竿跳投，沒看到吐舌灌籃，甚至連廣告要宣傳的球鞋都沒出現。我們只聽到喬丹的獨白: 超過九千球沒中、輸過三百場比賽、二十六次在最後一擊失手…（"I've missed more than 9000 shots in my career. I've lost almost 300 games. 26 times, I've been trusted to take the game winning shot and missed. I've fail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life. And that is why I succeed."）
“I've fail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life. And that is why I succeed..”
如此淡定，如此自信，球神不愧是球神。這就是榜樣。
＊作者為金融市場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