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胡先生憂慮權威人格傾向的政治風格，即曾遭遇強大壓制或剝奪的個人和群體，對權力產生背反的兩種情感：宰制外人的渴望；依附權力的需要。權威人格在殖民統治、階級制度、封建社會下都較易生成，其人擁有權威後，有一種展示權威的心理需要，必須透過不斷超越體制來確認自己權威，因此阻撓了系統功能，破壞了結構文化。
其結果，就算自己對結構與功能都具備充分知識與支持意願，有朝一日掌權，反而變本加厲破壞程序，刻意身在體制之上。1980年代台北市議會有所謂三劍客，已讓胡先生對政治風格有所警覺。
從統攝性文化到政治系統的「群」與「德」
無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繫是台灣問題。自90年代以降的台灣面臨統攝性文化的裂解，導致國內敵我氣氛氾濫，法治崩壞，誠信蕩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於漂浮。我國因為殖民統治，菁英的人格遭剝奪，一旦在位，必受某種掠奪、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衝動所折磨。
這種對權力雖渴望卻不確定的焦慮，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對美、日百依百順，尤其是對美國憐愛充滿浪漫想像，此舉斲傷統攝性文化；對內則為所欲為，彼此沒有互尊，不容對方享有權利，以致德性棄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輝主政初期就堅持回歸內閣制，後人至今才恍然大悟，與所謂他忠於張君勱草擬的五權憲法無涉。
胡先生主張內閣制與他提出憲法權力分統權與治權的理論息息相關，內閣制屬治權，屬於系統分析裡的結構性文化，統權必須與治權分開，不可捲入人事與政治運作，以維持超然，象徵國家統一與穩定。
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動員，甚至分裂主張，都不及於統權，故不影響人民對統權的共同約束，如此奠定對系統的頂層認同，才能發展出健全的結構與功能文化。
統權是元首權，象徵國家，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階級、宗教、性別、黨派、職業等等因素影響，超越世俗政治，對具體事件、人事、政策或判決，負有絕對迴避的責任。元首可是世襲皇帝、任期總統、輪值委員、革命黨主席，不一而足，關鍵在維持超然，以免國家成為分裂對象，導致系統失其重心而漂流。
准此，統攝性文化是中國統一與民主法治之間必須的內在聯繫。而統一的中國更能透過統權的確立，化解殖民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綿延不絕的焦慮，以恢復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與宰制的惡性循環。
由胡先生字聖西，可窺知他對民主、科學的嚮往。不過，就在他學術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進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內閣制憲法與行為科學本身的價值，更是民族與道德問題對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約。
一個缺乏共同民族認同，遭受外族、外敵切割的群，不可能發展出法治意識，結果是，討論稅法的動機無關財政，討論教科書編撰的動機無關教育，討論退休制度的動機無關養老，一切全為對付想像的敵人，系統淪為羅織的場域，言而無信，反覆無常，終至不可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