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王信福被控把槍交給陳榮傑，但王信福的判決上，是沒有指紋採證的。王案律師王怡今指出，本案困難在於驗彈道沒用、驗血跡沒用，驗指紋似乎也有被法院指控「誰叫你逃這麼久，當然驗不到」的問題，測謊也是測不出來的，判決認定王逃亡16年、對心理主觀犯罪產生的影響改變，因此測謊無效。
單看判決書，從吵架到取槍的情節也是不可思議，王怡今酸：「說到唱歌店以後王信福差遣小弟去樓上叫人家下樓敬酒，人家不下來他就不爽，不爽就大聲，王信福就不高興，李慶臨就看在眼裡，自動出去取槍回來備用──我們在整個案件看不出來，李慶臨到底為何這麼貼心，王信福一個臉色沉下來，他就取槍備用了！」
而判決書引述的凶槍的敘述也是前後不一，王怡今說，已槍決死囚陳榮傑一次證詞說是銀的、一次說是金的、也有其他證人說是白色的，判決書則說是木炳，為何槍的顏色不一樣，這題沒人知道。而槍從李慶臨到王信福再到陳榮傑的環節也是全部空缺，只透過之前李慶臨、陳榮傑的兩個判決來確認。
目前相關團體正積極救援王信福案，而輔大法律學院教授張明偉提醒，用供述性作為有罪判決依據，在各國法治發展上都有長期演變歷史，而台灣法界接下來該思考的是，依供述性證據判人罪是否應設下限制，包括「傳聞」與「自白」應如何補強、差距在哪，在沒有刑求的前提下，自己講的錯誤性比較高還是別人講的、傳聞證據在證明力上是否存在缺陷、若是導致事後無法救濟的情況怎麼辦──這些問題或許不只在王信福案，其他死刑案件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