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有他的理由，每個理由都會讓人掉眼淚，你縱然有選擇，但你選擇不去相信這些事情……」為何一個人犯罪，很少人願意想背後的為什麼？吸毒死刑、酒駕死刑、殺人者死，每當案件發生媒體就是一片「死刑」呼聲，判決不服期待的法官便成了「恐龍」，而7日上午死刑判決研討會，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便談論這股「民粹」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了法官的判決。
法官量刑到底要不要符合「民意」，李茂生說，首先應思考何謂「民意」。「民粹」二字現在聽來就是不講理的、情緒化的，然而最初的民粹主義係針對貴族統治、民眾崛起、想當國家的的主人而產生，「我們會去要求統治者尊重民眾的意見，以民為本去執行政治的事項，而這種以民眾為本，就叫『民粹』。」
為何現代「民粹」高漲？李茂生說問題出在：「某種程度我說我是國家的主人，但在整個社會運轉、我漸漸喪失我的權能、無法決定自己的人生、處處掣肘、無法實現自我，當某種不安感很強烈碰觸到內心時，就會有情緒反應、會有連鎖關係……連鎖下去就是反智主義反專家想法，不管對方怎麼想說服你、提出多少理由與數據，我就是不贊同你意見，這就是現在的民粹主義。」
在這社會上活著，每個人都害怕「掉下去」。在一個規矩越來越多的社會，「每犯一次錯就貼個標籤，像積點數，點數積夠就是往下沉淪的一條線」，因此人們不得不戰戰兢兢按照所謂「社會常規」走。
人確實是隨時可能掉下去的，李茂生說這社會絕不是「M型社會」，大部份的人都是一路往下，一步步從最頂尖一直往下滑，「往上爬沒那麼簡單，你往上爬可能會碰到逃漏稅的問題啊什麼的，你的精神會感到很大的不安……」此時若再加上媒體推波助瀾，「民粹」就成了必然，這種高壓緊張的生活，讓人們不再去思考底層者的「為什麼」。
關於媒體報導，李茂生以酒駕為例。事實是諸多酒駕案件都發生在東部山區，「騎車騎一騎在山區睡著，醒來就被警察抓，為何會這樣，就是找不到工作心裡、煩悶又沒有大眾交通工具，到朋友家喝喝酒、山區睡覺，醒來就到監獄裡去了……」台北市酒駕案件少，李茂生推測是因代駕盛行，少了許多酒後仍要開車騎車的狀況。
媒體不會告訴你這些背後因素，只會說酒駕一定是富二代、被撞死一定是孝子、至於孝子撞死富二代的事情當然不會出現在媒體版面上，李茂生嘆：「社會又沒給你什麼，整天在報社會違規違規什麼的，你會感到不安全的感覺……」
李茂生：媒體助燃不安的社會
「媒體整天在渲染。」李茂生說。台灣治安已是世界前幾名、只差日本一點，但台灣人每天打開電視不是殺人放火就是車禍，對此李茂生曾好奇問過媒體為什麼，對方回：「我們就只有那一點點錢啊，我們養不起真正深入問題、研究事情怎麼發生的記者！」
媒體經費不足、只能靠聳動新聞搏取目光，只好派記者在警局跟消防局駐點，除非刮颱風，那就所有記者一起追颱風，火災、犯罪突然間完全在媒體版面上消失了，這是李茂生看見的媒體現況之一。
「一個非常不安的社會，你隨時會被犯規記點數、一步步往社會邊緣，加上媒體報導，你說我們所謂的民粹難道不會盛行嗎？」李茂生嘆。
沒人想去最「底層」 犯罪者的「不得不」
於是一個「民粹」的社會就此產生，李茂生說民粹的基本想法是這樣的：「我不想被逼到社會邊緣、不想被推出共同體，社會邊緣要有一群人來撐，可能是萬華無家者、可能是監所受刑人、可能是長期反覆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患。我們都要找一些人墊底，不找人墊底的話，我們社會邊緣看不到，也沒有能讓我們展現仁慈的對象……我們去憐憫他，我們就好像是中堅份子。」
人們需要「底層」，一方面因為底層的存在而知道自己不會被擠到社會邊緣，一方面也可以透過憐憫底層來證實自己的卓越，「最下面一層每個人都不願意去，但每個人都有需求」，於是，這般機制也讓人們無法認同犯罪者的行為、不願去思考犯罪者的「為什麼」。
「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有他的理由，每個理由都會讓人掉眼淚。」長期身在第一線接觸受刑人與少年犯，這點李茂生再清楚不過，他知道每個人犯罪都有各自的「不得不」，但大眾不是這樣想的。
就算大眾深知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幸運，卻不願去相信犯罪者的理由，畢竟只要相信了，人們最恐懼的事情就會成真：「因為相信會變成說，你如果沒有好好守身的能力，你會被擠到邊緣去，我們不願意看到他們。」「我們需要他們，但不想成為他們。」
「連一個人活存在邊緣的可能性跟必要性都不存在的時候，我們絕對是沒有任何慈悲心……你再怎麼努力跟他們講「你可能會是他們的一員」，你會抗拒：我怎麼可能會是他們之間的一員？」而這正是民眾高呼「死刑」的根源之一，沒有人相信自己會成為犯罪者，碰上犯規的人就只想翦除他們、殺掉他們：
「你已是窮凶惡極、已經沒資格跟我們呼吸、一樣在這裡，如果連社會主流憐憫的價值都沒有、你必須被翦除、而這翦除可以增加我們極大的安全感，這就是死刑民粹裡的東西。」
當「罪大惡極」概括死刑理由
所謂「民粹」一詞如今已成妖魔化語彙，而在李茂生看來，民粹其來有自，他可以理解背後機制。問題是，若法官也跟著「民粹」了呢？「法官一碰到這一類的人，突然間他的專業消失、突然間他也變成民粹，這時候法官不需要跟民粹溝通，他就是民粹之一……法官不是勉強自己跟大部份民眾意見溝通一下，而是法官直接進到民粹機制，對這種人判處極刑。」這正是李茂生看到的死刑判決問題。
李茂生嘆，當法官已進到「鄉民的正義」去做判決，判決死刑也不會說出理由了：「這些社會邊緣已經失去邊緣的作用、不想跟他呼吸、不想跟他吃一樣的食物、你身為人幹嘛、你給我滾開，這些心情法官不會寫在判決書，他只會用罪大惡極來說。」
法官殺人不需要理由，這在李茂生看來是需要改革之處。在李茂生看來，若是逼著法官在判決書將「罪大惡極」以外的判決理由寫出來，把法官自己心中為何剝奪這個人性命的真正理由寫出來，那真的，一面寫會一面覺得慚愧。
反死比較高尚？李茂生的「殺人練習題」
「我為何反對死刑？我道德沒有比較高尚、書也沒讀得比人多，只是我曾經有個很想殺的人，我把我想殺掉一個人的理由全部寫出來、所有邪惡的理由全都列出來，一一列出來一一評價說，我憑什麼可以做這種事情、我做下去是否把自己人格毀滅掉……」
這是李茂生自己做過的「殺人練習題」，而他希望法官也能做，試著做看看就會發現，為何不判死刑，「不是那犯罪人有多麼值得原諒，而是我判他死刑的理由有多數薄弱，若法官理解這些理由以後還是贊成死刑、贊成翦除那個人，他判決書會寫不出來……比起高調說「尊重人權謝謝指教」，我覺得更重要是理解現實、法官寫判決的心理狀態，不是無教化可能性、罪大惡極，而是那股說不出來的翦除、排除還有噁心的感覺。」
民粹其來有自，但法官成為民粹無疑是危險的，李茂生最後這麼說：
「我們要去選擇，我們要讓法官可以去躲還是無處可躲？如果法官面對自己的心情，你這人渣我就是要你死，把那種東西直接了當寫在判決書裡，如果你看了判決還覺得讚，那請你把周邊想殺的人的惡處全部寫出來，再寫說我如何殺、怎麼殺如何、躲過制裁，全部寫出來──這時候你如果還贊成人可以殺人，那個生活就整個墮落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