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中，因為女兒在哈佛念文學、兒子在美國東岸做博士後研究之故，我常有機會去紐澤西造訪，都順道去余府串門子。每次拜訪余先生，我總想挖出一些他的庫存知識寶藏。有時候和他聊聊新儒家，有時候談談他對共產黨與共產中國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余先生反共，有些媒體來訪問，只是要從他口中套出一句「共產黨遲早會面臨內部挑戰」之類的評論，放在頭版頭條，就算完成任務。但是我與他聊天是沒有目的的；如果一定要說目的，就是我打從心底有「喜歡被知識震撼」的期待。
記得有一回為了要聊他的新作《朱熹的歷史世界》，我硬是先把他兩冊硬梆梆的新書讀了、想了，也提出了我的問題。我請教，他書中引用了千百則史料或書信，有許多都只是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隻字片語，他焉知這些雜陳無關的資料，可以搭配互佐呢？千百則資訊又要如何串接呢？有什麼指導原則呢？余先生說，資料引索串接一則是治學經驗，另外則是他希望他所提出的詮釋，能夠「極大化歷史解釋力」。我現在回憶的名詞未必精準，但是當時我非常驚訝，因為「極大化歷史解釋」這幾個字，幾乎就是統計方法上的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這可是我頭一回從人文學者口中，聽到如此的「科學方法論」。
余院士專研思想史，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常有「通儒」的內功。女兒在哈佛念書的時候，偶爾聽她提到某位教授把某篇文章從某個「社會學理論」切入的文學評論。聽或讀到這樣的文學評論，我都覺得坐立難安，好像扭了脖子或是大腿抽筋，渾身不自在，似乎是硬要把文本「塞進」某一個既有的文學理論框架。後來有機會略讀余老所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感覺其對比分析自然順暢，既合乎文本也切契結構。如果真要看文學評論，我只想讀這種有血有肉有氣的作品，不要看那些會抽筋扭脖子的鬼扯文學評論。
余老跟我說，那本紅學評論只是他的「消遣」，算不上什麼研究。我背過頭向朋友做了個鬼臉：乖乖，有這種「消遣」？這不是氣人嗎？我有一個姐姐是珠算心算的高手，她說她等紅綠燈時候的消遣，就是把前車車牌號碼的六位阿拉伯數字自乘。這種消遣，對我們這種「兩位數乘兩位數心算」都感到吃力的人而言，不也是氣人嗎？我想余老的紅學消遣，恐怕是許多知名大學博士生三、五年的苦工吧。
過去十年之間，我大概叨擾了余府好多次，最近一次是今年一月。當時，其實完全沒有辦「書法展」的念頭。拜訪過後，我們復習前一年的WTO蘭花展經驗，覺得年復一年一定要別出心裁。去年的蘭花展震撼人心，今年呢？大家慢慢調整構思，就逐漸出現「蘭花加書法」聯展的規畫。要做成這件事，就得央求余公幫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