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共合作的代價：盈利空間降低，在國際社會受限
第二，中國政府不斷加強的言論審查和監控要求降低了企業盈利空間。正如新的《網路安全法》所要求的和蘋果、印象筆記等公司所執行的，類似將資料服務中心由海外轉移到中國和選取當地合作夥伴等行動都耗資不菲。而言論審查人員的迅速擴充也同樣所費不貲，就如頭條公司在4月份被停業之後宣布的那樣。這個公司將編輯監督人員的數量從6000人增加到10000人，並且成立了一個負責對政治性內容進行清查的專門委員會。
第三，由於科技公司在中國必須和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繫，這使得他們引起了海外的審視、懷疑和不信任。在中國公司尋求建造關鍵性基礎設施或提供重要技術和服務時，越來越多外國政府和民間團體表示反對。上個月，澳洲政府以安全風險為由阻止華為和中興公司在該國建設5G網路。8月13日經簽署成為法律的一份《美國國防預算法》禁止聯邦機構採購由海康威視、大華、華為或中興公司製造的設備。9月18日，迦納的數家廣播電視公司對政府與一家中國公司就建設該國數位電視基礎設施合同進行談判表示擔憂。同時，谷歌公司的聲譽也因為其中國版搜尋引擎專案被曝光而受到打擊，有數名高管以辭職表示抗議。
中國和外國科技公司都進退兩難。為了競爭利潤和市場佔有率，他們必須游走於來自北京當局的法律體制和政治要求以及民主社會之間。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和展示了它的規劃和雄心，並顯示了充分實現這些規劃和雄心的所有跡象。問題在於，美國、其他民主國家、科技企業家和投資人是否能以同樣的決心堅守自己的原則──包括言論自由、企業經營自由和法治。如果不能，科技公司將引領世界沿著北京制定的路線走下去，所有人的自由都將因此深受其害。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專案資深研究分析員和《中國媒體快報》網刊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