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台灣沸騰的群眾情緒—廢死不可?

2015-06-05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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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割喉案後,王昊姑姑王薇君號召群眾在立院前靜坐。(葉瑜娟攝)

女童割喉案後,王昊姑姑王薇君號召群眾在立院前靜坐。(葉瑜娟攝)

台灣這幾天在社群媒體「臉書」上充滿了網民的仇恨言語,同樣的情緒在一年前也瀰漫整個台灣社會,那時是一名遇到退學、轉學考失利等課業挫折的大學生鄭捷在台北捷運上隨機殺人,該事件爆發全體社會對判其死刑的強烈呼聲,呈現所謂「普世價值」的廢死在台灣民主下的脆弱。這一次,一名失業的29歲男子龔重安對年僅8歲的國小女童割喉致死,再度掀起台灣社會天崩地裂式的群眾憤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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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盛行的社群網站臉書是此次最重要的散播仇恨工具。在臉書的病毒式行銷下,每個閱聽人都可以將影像、文字即時的傳送到親朋好友的塗鴉牆上,透過重複轉帖,得以散佈至毫無關係的陌生人眼中,匯聚民意成為改變社會的巨大力量。然而民意如流水,載舟覆舟都捉摸不定,當龔重安成為全民的「頭號敵人」後,社會已缺少能夠理性思辨的機會,剩下的只有「廢死不可」(音同臉書的英文:Facebook)的聲音,臉書也成為仇恨加乘的增大器。

贊成死刑的論點認為,死刑能夠有效嚇阻嚴重的犯罪,尤其是蓄意殺人這類的犯行;透過代表公權力的國家機器來執行死刑,可避免人民私刑的非合法性,也符合「應報」的觀念,對受害者家屬有安撫的效用;相較於無期徒刑,死刑在經濟上更節省,若與伊斯蘭國家的石刑、美國的電椅相比,採取槍擊的死刑也更能減少死亡時不必要的痛苦,相對符合人道主義。

反對死刑者則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出發,首先,生命權是人權的基本,任何人並無權以公權力或私刑的方式剝奪他人的性命,其次,死刑並非真正能解決重大犯罪的手段,年年仍有層出不窮的殺人等犯行;再者,死刑忽略了人的善良本性,無法給予犯罪者自新的機會;最後,國家的司法體系並非全面完整,很可能出現誤判等問題,將造成冤假錯案,死刑因具有不可回復性,因此理當廢除死刑。

從上述爭辯中得以發現,死刑在嚇阻犯罪的效力上是論爭重點,由於缺少科學性的檢驗死刑與社會犯罪的關係,因此台灣的「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認為,因為擔心死刑,犯罪者將採取殺人滅口的更重大謀殺計畫,以逃避死刑的責任。另一方面,著名的台灣法醫高大成則以經驗法則認為,死刑的確有效嚇阻類似犯罪的再發率,幾乎每個死刑犯都是腿軟、受法警攙扶赴刑場的狀況,顯現死刑具有使人恐懼的效能。

然而,不論正反雙方的意見陳述為何,在理性基礎上的討論時常受到輿論情緒的牽引。舉例而言,台灣的四大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都不約而同以聳動標題激起民眾怒火,即時號稱台灣的理性聲音的聯合報或中國時報也都直批「冷血」,不待司法調查而訴諸民意,更不用說擅長鼓吹民粹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動輒以「人渣」、「人魔」來未審先判,喪失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批判性思維。這樣的新聞如同「公審」,其壓力反而使偵查案件的檢察官或法官容易妥協其專業,往群眾希望的結論偵辦,換句話說,「未審先判」動搖了司法體制,也使大眾喪失理性思考的契機。

在另一個新興媒體平台—臉書上,更呈現沈默螺旋和團體迷思的現象。以龔重安案為例,幾乎每個人都對這樣的罪行義憤填膺,一致的認為該對此人處以極刑,這樣的情況反倒使不同想法的人容易噤聲,深怕發言遭到親朋好友的「圍剿」,也使尚不熟悉或無定見的網友認為「處死」就是正確的價值觀。這樣的沈默螺旋現象最著名的就是納粹德國時期,一致的言論與行動,消滅了社會進步的多樣性。在政策制定上,由於類似想法的人居多,在討論新的政策時將陷入決策的單一化,可能對重大的問題或瑕疵視而不見,這在2003年美軍進攻伊拉克時,白宮和國防部的高層並未對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情資審慎思考,接受了推翻海珊的政策建議,其結果便是美國國力的相對衰落和聲望下滑。

行文至此,筆者並非廢除死刑者,僅是堅信人性的美好終將克服七宗原罪。更重要的是,探求社會的集體心理成因更優先於放任自身情緒的恣意橫流。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存在著「悲情」心態,也日益安於當前流行的「小確幸」,悲情使得台灣人始終尋找發洩的出口,不論是仇恨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甚至在鄭捷、龔重安等殺人案件上的集體宣洩,都是長期扭曲嚇得不健康心態,這樣的悲情是種「負能量」,在短暫狂亂的集體「獵巫」下,神智清晰的人常只能看著國王穿新衣,裝懵作傻,負能量最終也只能產生負面效應,陷入惡性循環。

小確幸則是台灣社會的慢性毒藥。儘管台灣擁有國際化的人才、最聰明的頭腦、四通八達的海洋運輸網和位居東亞要津的地緣位置,但是淺嚐小確幸就如品茗一般,讓人忘卻在舒適的生活步調,卻喪失與世界一同競爭的雄心。當重大的殺人案件破壞了台灣社會的小確幸,許多民眾紛紛指責「最美的風景是人」受到嚴重侵犯,亟思重回美麗的小確幸,卻少了更進一步走出舒適圈的勇氣。鄭捷、龔重安等人在生活、課業、求職上遭遇的挫折,點破了沈溺小確幸的台灣社會的赤裸現實,也就是存在一部分人連小確幸都無法滿足的社會矛盾,對於擁有世界舞台的其餘國家來說,台灣在意的小確幸則是另一種國際上的「鄭捷、龔重安」之流,儘管台灣比起北韓來說好上許多,但仍是劃地自限的「自我感覺良好」群體。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仍在於台灣社會是否可以給更多年輕人力爭上游的希望。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年輕人並不完全再現上述的群眾情緒,譬如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的學生透過經營社群媒體,試圖翻轉「公審死刑」的媒體效應,帶來與眾不同的聲音,也協助更多學生能多元地識讀媒體,避免成為情緒輿論的奴隸。政治大學也有「政大三十講堂」,邀請如李開復等世界企業傑出人才演講,漸漸褪去台灣的「國王新衣」。如毛澤東所說,「矛盾存在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在世人皆曰殺的怒斥聲中,較為理性的逆向思考則以清流的方式展現出另一種輿論意見,這樣的正反交互辯駁的矛盾則可望能走向「合」的結果,促進社會的整體向上發展。

最後,不論龔重安案如何發展,終究得回歸依法行政的正道下。人心總是浮動,因此遵循制度,從中改革才是長治久安的做法,不論是中國大陸的「依法治國」,或是台灣的「依法行政」,都顯現兩岸共同關切的法制面向。當法治的發展健全成熟後,即使仇恨佔了輿論上風,但是愛和包容仍能有生存空間。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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