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認為，由於全球有半數的人口聚集在城市，且將在本世紀中業達到70%，故此，在城市推動減碳有其意義。尤其重的是，新近的調查顯示，在一份100個韌性城市（resilient city）的調查中，氣候變遷已被認為是僅次於不平等（inequality）、老舊基礎設施（aging infrastructure）的第三大威脅。
經濟學人另引用最近在舊金山會議中提出研究報告，指出，由超過9,000 個都會區組成的C40甚至認為，促進能源效率、大眾運輸工具及電力系統的脱碳，可創造1千4百萬個新工作，並預防1千3百萬人，在2030年前死於早發性污染相關疾病。
在迷霧中摸索，看台灣的借鑑空間
相較於這些外國團體的觀察，我國雖有縣市層級的類似主張，六都也很積極投入減碳的倡議，並參與國際網絡，如ICELI，但除前述法政體制之限制外，尚未完全自由化的電業結構，以及規模與數量均有限的大眾運輸系統，加上難以擺脫的機車依賴，都讓我國很難在自下而上的努力上獲致成果。但是我們也不必因此便認為，我國將會是少數大幅落後於外國城市之表現者。
畢竟經濟學人雖認為外國這些：「…地方氣候行動主義是歡樂的泉源…」，但是迄今並未見太多真正的歡樂。
例如，布朗和彭博領導的American Pledge，將只能在NDC啟動後的7年，減少2千6百萬噸碳，這遠低於依據C40在去年估計的2030年前13億噸。經濟學人認為，太多的倡議都流於「品德」（Virtue）的訴求，而欠缺量化、可供查核認證的方法及指標，這導致許多人的跟進是怕遭人指責扯後腿（lagging），而不是他們真的有具體的方法和資源可以投入。經濟學人甚至質疑，像這種地區性的「本位倡議」（selfie initiatives）若處置不當，反而會導致更大的傷害；例如，當北京的工廠被移往河北後，當地稱幸的5年減碳7百60萬噸績效，卻是以河北碳密集度的大幅增加作收。以鄰為壑正是不當地區主義可能衍生的疑惑，更是當前最難掌握碳洩漏（carbon leakage）問題之所在。
然則，這種現象又豈能單純歸咎給地方，試想是誰下的令搬遷北京工廠？又是誰不願完善MRV規範及提供法治基礎給地方自治，讓地方及民間能在有限的資源下，以其理念和執著，為全國甚至全球的減碳做出貢獻。回歸本質的思考，不正是全球的政治人物，不斷的悖棄承諾（如京都議定書），不斷的反覆，才讓自下而上的努力顯的如此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