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讓尋常百姓透過簡單伎倆去告發鄰居，只要隨意羅織他們是階級的敵人，就能報復昔日宿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竟還比不上一九五○年代末期的「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這場浩劫是毛澤東另一次徹底無效又極具破壞性的計劃，導致三千到四千萬人因而餓死。儘管如此，文革的結果在中國卻留下更深遠的遺毒，它在社會和倫理中產生了大量的錯誤，而且惡果持續至今。
日常標準的徹底翻轉導致某些西藏人也成了紅衛兵。對這些藏人紅衛兵來說，打垮寺廟就是對封建西藏所帶來的不平等的報復。因為得道高僧都是來自於貴族階級，強制勞動階級會把寺廟本身視為抽稅體系的一環，因此導致廣大藏民都過著貧困生活。對於西方世界親藏陣營而言，這是個令其不悅的事實，達賴喇嘛就跟其他所有轉世而來的前任領袖一樣，都來自享有特權的舊西藏貴族家庭，這把他們和西藏絕大多數的同胞給分隔開來。
不過文革也證明那只是個為時短暫的狂潮，很快地，藏人就又屈服在藏族崇敬僧侶的傳統之下。因此北京方面持續嘗試要限制寺廟的影響力，禁止藏人在十八歲之前就出家為僧，而且還要事前得到當地政府的批准許可。西藏人通常都不會遵循這些法規，在邊界地帶更是藐視規章――山否就曾告訴我，他十五歲時就是理塘的見習僧了。
色拉寺的入口旁就是座警局，也正是當局對於該寺內僧侶，以及其他散居在全藏還有各個自治縣內多達一萬兩千名僧侶始終不信任的證據。
當我問丹增為何這裡會有警局，他用無法說服人的口吻回說：「這是為了保護僧侶。」只和他相處幾天，就提出使他尷尬難堪的棘手問題，讓我自己感到不甚恰當。他有時候只會以微笑或是聳肩做為回答，那是他對於無法坦言相告時，一種無可奈何的表達方式。
我也得小心翼翼，不要過度顯露出要刺探西藏真實的生活狀況。丹增並非不值得信任，但是他已經開始懷疑為何我的普通話要比他來得更好。在他認知裡，我應該是名尋常不過、不懂中文的外籍遊客。但許多藏人幾乎只能說一點點的中文，或是根本不會說中文。因此我可以很「放心」跟他解釋我的中國經歷。我對他說，我大學畢業之後就在北京教了好幾年英文。
在色拉寺破碎建物上還能見到文革造成的傷痕，當地政府宣稱昂貴的票價是因部分金額要供為修復之用。它有好幾座院落，一座研讀佛經，一座學習哲學，還有祈禱殿以及僧侶住的房舍，全都散落在一大片區域內，像是座大學校園或是英國的寄宿學校。
儘管中國教育體系收費高昂又不完整，喇嘛寺做為教育單位的角色在實質上反而是比較次要的。對於想用藏文讀書的人而言，它們起碼還提供了這選項；不過在課程方面有所受限，對於急著要與外在世界接軌的人來說，並不是非常恰當合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