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自殺了。印象中，他就是個典型的台籍駐日官員：介於溫良恭儉讓與謹小慎微之間，一點也沒有黨國外交官的飛揚跋扈。冗員充斥的外館還撐得下去，全靠這種人地道的努力。但他們通常浮沉下僚，很難升官。我認為他死得冤，不值得。
外交官在Piano Bar演奏打工
原本責備大阪辦事處就夠奇怪了。首先，那裡根本沒幾隻小貓。其次，小貓也不是養來給你當免費旅行社的。三一一大地震，歐盟與美國在東京所有的外館，只做一件事情：全力撤館撤僑，至少撤到關西，因為當時最危險的就是核電廠爆炸造成的輻射線擴散。而台灣駐日代表處卻相信安倍內閣的保證（只有蘇的上司二馬代表精乖機靈，第一個逃走先），居然不動如山，毫無作為，還放任台灣旅客傻傻地滯留東京，讚嘆日本社會井然有序，高喊「福島加油」──這才是真正要罵翻的重大瀆職事件，卻無人聞聞。第三，國人與媒體居然以為中國大使館注重人命──在國內大剌剌「收穫」（harvest）死刑犯、活摘法輪功器官（連帶害慘柯粉心愛的阿北）的政權耶。
為了紀念蘇兄，我要談談與他完全相反的外交官類型。
彼時代表處有一位秘書官，彈得一手好爵士鋼琴。連許代表、代表夫人都知道有此一號人物，不時指定他在晚宴表演。許代表伉儷不知道的是，此人白天上班無精打采，夜晚與假日也從不加班，因為他每天晚上都在Piano Bar演奏打工。外交官彈琴「阿魯拜斗」（兼職），千古奇聞。不過，我只是便利屋，代表沒吩咐，幹嘛損人不利己追究什麼「公務員競業之禁止」？不知為何，承蒙他看得起，三不五時找吳顧問閒聊，話題總不脫心愛的爵士鋼琴。
「我愛音樂勝過外交。音樂就是最好的外交。」他出神遠眺，淚光瑩然。「別人以為我貪小錢，外交官豐厚的薪水還嫌不足。其實哪顧問，他們都不知道我的passion。」摘下眼鏡，以袖角拭淚，「哪顧問，最近我心緒萬端，煩躁得很──我快輪調回國了。想到東京的樂迷，心就痛，逼哀啊！」我只好很不要臉地安慰他：「音樂無國界。您回台灣，也是台灣樂迷之福──台灣的Piano Bar找到了嗎？」他高興了，直誇我知音。「甭找，哪兒來，就回哪兒去。顧問，這是名片──您回國述職，我新宿丈二郎隨時伺候您的耳朵。」
新宿丈二郎，現役中華民國那卡西外交官。如今不知在哪家Piano Bar活躍？甚是思念。他體現的真理，令我受益良多：「一個很會彈鋼琴的爛（外交）官，遠勝一個什麼都不會的爛（外交）官。」
在日警前痛罵台籍藏人的外事幹員
相對於那卡西外交官的吉普賽／波西米亞風，另一位警政署的外事幹員，走的就是嚴謹的厚友誼風了。我因為才被移送法辦過（沒錯，就是中正一分局；沒錯，就是違反《集會遊行法》），雖然不起訴處分，看到警察還是不痛快。所以跟這位幹員向來疏遠。
二○○八年五月，拿著台灣身分證的藏人札西慈仁在長野市抗議北京奧運的聖火隊伍，被日本警察當成虛擬恐怖分子逮捕，我和許代表商議拯救。鬧了半天，看官兒們和法律顧問們全然不知所措的挫樣，心裡很不耐煩，準備自己前往當地警局。但許代表說顧問是大將，應該讓斥候先行。斥候，自然就是厚友誼風幹員啦。
第二天，幹員回到代表處，得意揚揚：「報告代表，報告顧問，全都搞定了。」「什麼都搞定了？人放出來了嗎？」「顧問愛說笑，人還在警察局。」「那算什麼搞定？你搞定了誰？」「報告顧問，我說了幾個道理，就把西藏人搞定了。我見到他，立刻在日本警察面前破口大罵，罵他丟台灣的臉，跑到日本作奸犯科。我又說，日本請律師很貴，代表處絕對不會幫你這敗類出一毛錢。你死定了，乖乖認罪，不要給日本警察和代表處添麻煩，也許人家會從輕發落，知道嗎？知道？很好。難厚我就回來了。報告代表、報告顧問，不用擔心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想必不敢再作怪了。」
若非代表阻止，恐怕我已襲警
接下來整整十分鐘，我沒讓許代表有機會說一句話──當場就把厚友誼風幹員罵翻了。罵他才是丟盡國家顏面的蠢材，丟盡大使館和警察的臉。罵他既不知道保護國民，又不知道言論自由。就算代表處養了一堆廢物律師，我難道不會跟日本法扶、日辯聯求救？他憑什麼越權獨斷，恐嚇當事人？何況日本警察當時根本還找不出任何罪名羈押札西。你個混蛋幹員，我Ｘ你Ｘ的Ｘ。
如果不是許代表慌忙阻止，恐怕我已經襲警了。
說真的，我向來或解釋、或開導、或嘲諷、或悲憫。但對中華民國文官發飆啊，這還是頭一遭。我是如此生氣，只依稀記得許代表彷彿曾喃喃：這個（又來了）已經算是（他派得出去的）大使館裡最幹練的幹員了……。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1646期，授權轉載。（原標題為：一個外交便利屋的回憶之二）
